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靠经济转型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王璐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99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发表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阶段转换中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面临诸多特有挑战和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

　　大部分国家长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王一鸣首先从概念谈起。他说，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王一鸣认为，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则一直没能迈过这个门槛，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按当年价算，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没有实现这种成功的跨越。其中，阿根廷是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1964年时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了1000美元，到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8000多美元，但2002年由于经济危机下降到2000多美元，现在又逐步恢复到接近10000美元。而东南亚地区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人均GDP一直领先，但几经反复，一直没有迈过这个门槛。

　　王一鸣选取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比较指出，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有几年增长率很高，也会迅速缩水，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在1963年到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只有0.69%和0.41%，可见研发投入差距较大。再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

　　第三，社会发展指标上有明显差别。就人的预期寿命而言，韩国1960年仅为50.2岁，比阿根廷低15岁，但它提高很快，到2008年已达到79.8岁，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而在教育方面，韩国的受教育年限由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领先于马来西亚和阿根廷。

　　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来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0.4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5，2007年阿根廷更是达到0.51。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为0.31。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韩国也远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可以说，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在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较好。

　　接下来，王一鸣进一步对两类国家出现不同发展命运的背后原因进行了探讨。根据他的分析，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型的时机。拉美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与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没有很有效地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第二是没有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韩国开始是模仿，之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术的企业，比较成功地迈过了技术创新的问题。但拉美和东南亚却没有有效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东南亚为例，整个经济是加工贸易型，缺乏自主技术。

　　第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早期管制比较严，后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自由化的影响，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调控能力。

　　第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日本和韩国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模式得以成功转换，特别是在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比较好地控制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

　　中等收入阶段中国需突破八大挑战

　　○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的收入群体来看，2005年城镇高收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扩大到7.5倍。

　　王一鸣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从200美元上升到4300美元，已实现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将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成反向变化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前，儿童人口比重很大，所以人口抚养比很高，储蓄率则相对较低。8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储蓄率则随之上升。但近些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储蓄率因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

　　第二个挑战是劳动力供需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形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正在发生变化，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进入退休年龄，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的人群接近退休年龄，农村青少年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正在接近完成。

　　第三个挑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变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减少以后，就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国内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较之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生产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第四个挑战是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王一鸣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的大规模扩张，但这种扩张似乎已接近极限。200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比重为42.9%，而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均未达到40%，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39.1%。可见，中国工业占比已达到且远远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同时，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产能扩张主要依靠占领国际市场，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等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数据显示其制造业扩张速度加快。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要低于美国，但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这意味着，中国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

　　第五个挑战是外部需求增速放缓。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当程度上靠外需的拉动，2001年到2007年，外贸平均增长率为21.6%，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的贡献占到2.5%。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一再强调外需市场的再平衡，这一调整也影响到中国外部市场的扩张。而且新兴的保护主义特别是低碳低能重新抬头，低碳成为限制中国外贸出口的另一个门槛。

　　第六个挑战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持续强化。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资源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这种高强度的投入，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王一鸣称。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10年就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了32.5亿吨标煤。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煤炭供应紧张，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第七个挑战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城乡来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区域来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的收入群体来看，2005年城镇高收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扩大到7.5倍。

　　第八个挑战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王一鸣指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社会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如家庭小型化、住房自由化、就业市场化等等，这使得社会主体更加多样化，其独立性和选择性大大加强，社会利益格局也更加复杂多样，而协调利益多样性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社会矛盾就会明显增多，而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就可能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有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

　　改革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要解决所有问题，关键还是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然未来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较过去会有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可能会有明显的下降。王一鸣判断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到一个减速的阶段。

　　但在王一鸣看来，增速减缓并不是坏事。从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都经历过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过程，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生产、支出、收入等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只有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之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

　　所以，他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是一个时间窗口，中国要做的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最大程度化解风险，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径。那么，如何推进这种转型，王一鸣进一步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他强调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提升消费。过去这些年特别是本世纪依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是缓慢回落，2010年零售额只有15.4亿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来算相当于美国的40%，但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没有充分开发的内需市场。所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的扩展，消费规模的扩张，中国经济会有新的增长动力。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会占全球的14.1%。

　　他还提出，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第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产业的基本特征是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所以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思路要改变，不是单纯调整产业链比重关系，而是要突破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技术服务的各个环节，把中国服务做大，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实现从价格竞争走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为主的转变。

　　转型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低效益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转型，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工业，同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现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更多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很多国家没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的问题。过去这些年，中国研发投入增长非常快，但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研发平台建设比较薄弱。因此，要增长科技创新能力，首先就要解决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的问题。其次，要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即单位劳动力人力资本产量的提高，这是增强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键。过去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虽然有大幅提升，但相对于物质资本投入来说速率要慢很多，这意味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还很大。

　　第四，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上升时期，正好是排放增加的时期，中国目前的形势就很严峻。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必须得到控制。同时，要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投入。

　　第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9.7%，每年差不多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王一鸣认为，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把现有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样各种资源都会被充分利用，而且消费需求也会释放出很多。

　　第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高速公路带来中国区域格局的明显变化，“原来说中国存在区域差异大的问题，但在现在看来这又是一个延续中国高增长期的独特条件”，王一鸣称。根据验证模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就会向其它国家转移，而中国现在沿海失去了优势，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金融危机以后，最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市场。在产业生命周期拉长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会随之拉长。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就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最主要是提高国有企业的上缴红利。其次就是调整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主要体现在居民个人所得税上。还有企业和居民的关系，需要通过制度再造来提高工资率。再从二次分配来看，我国公共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低，所以要扩大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第八，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王一鸣强调，要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关键还是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然未来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王一鸣　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

　　问与答

　　提问：请解释中国之前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实现转型？

　　王一鸣：原来传统的转型概念是所谓的粗放型向节约型的转变，这个概念来自于苏联，因为苏联以前的发展方式是资源的大规模粗放投入型，直到苏联解体的时候都没有完成转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在于体制。它的体制缺乏市场配置，缺乏竞争，单靠政府计划配置，这种转型很难实现。

　　我国现在的转型内涵要比以前丰富的多。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转型，一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二是产业层面的调整，三是要素层面的调整，就是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二五”规划将转型内涵进一步丰富，包括了很多外部的问题，如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而转型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体制的调整能不能跟上。转型过程中需要战略层面的设计，但最根本还是要进行制度改革。

　　提问：中国三大银行资源占到全球的40%，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一些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投资，请分析下金融行业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王一鸣：现在金融业分为银行业务和非银行业务两大板块，银行业务里第一层面是四大国有银行，第二层面是浦发、招商、光大、中信等十几个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个层面就是小银行，但是我国的小银行还很缺乏，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的不开放造成的，很多民营企业进入不了金融业。

　　另外，谈到信贷资源的问题，四万亿计划实施以后，随着通胀的出现，央行开始紧缩，提高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基本的策略是保留原有的贷款项目，不贷款给新项目，这样银行间的资金差异利率就非常高，再加之民间资金率很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成本就大大提高。而国有商业银行原本盘子大，在决定信贷额度的时候必然占有的资源就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银行业的开放，让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去，发展中小银行，竞争充分以后，银行的效益就会大大提升。现在人大正在制定储蓄保险法，储蓄的保险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中小银行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提问：您刚才说，人口结构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不是可以考虑允许放开二胎？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关系。

　　王一鸣：现在社会上有舆论称，劳动力供需形势变了，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我认为这需要仔细研究。第一，劳动力到峰值以后减缓的曲线是很缓慢的，尽管劳动力供需形势有变化，但放开人口政策的这个点还没到。第二，中国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所以，目前决策层面的说法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的理解中完善大概是要分三步走，现在第一步已经在做，就是两个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二步是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三步就是不管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两个孩子。

　　关于消费率和投资率，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投资率过高，转换成生产能力后内部消费不了，只能靠出口，出口之后就变成外汇，所以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三万亿，这意味着资源的闲置，而且各种各样的投资实际上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但居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所以必须矫正原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有能力去消费，而这同时投资也就会下降。从国际经验来说，消费贡献较大的国家，一般经济增速不会很快，而投资占比高的国家，经济增速会很快，但中国需要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是靠投资拉动的短期的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