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壹基金

　　王思远

　　创始人明星效应淡去后，这个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民间公益组织如何继续取信于公众、政府和它自己。

　　杨鹏应该知道他接手的可能是中国最难做的工作之一。在今年1月出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之前，杨是中国另一家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阿拉善有100多位企业家，每个人个性都特别强悍。这个秘书长不好当。”他向《环球企业家》回忆说，当时的监事长任志强非常认真，开年度会员大会时一开口就是：“这个领导班子犯下的十大错误是……”

　　在壹基金亦有同样的难题。其11人理事会成员里包括王石、马蔚华、柳传志、马云、马化腾等一批中国商业界的著名企业家和李连杰、周其仁这样的知名人士。如果考虑到过去12个月里，这个由李连杰创办的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民间公益组织所经历的漫长磨折，杨显然将自己置于前所未有的挑战中。

　　去年2月份，王石游说杨鹏加入了壹基金，当时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三年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杨的任务就是寻求注册为公募基金的可能。但其中的法律问题和沟通难度，让李连杰一度打退堂鼓。去年9月12日，李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阅《李连杰困境》一文)

　　及至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成立，其终于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今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召开第一届理事会并宣布正式启动。而标志着壹基金彻底重生的则是7月15日宣布的战略转型：“一个平台+三个领域”：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并进一步明晰壹基金的愿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与此同时，清理原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和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账目事宜也在进行中，后者将于8月完成注销。此次转型之后，壹基金创始人悉数淡出，李连杰担任永久理事，原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仅保留理事一职。去李连杰化曾被李连杰本人认为是壹基金真正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今正在变为现实。

　　战略变化、人事变动、架构调整和创始人李连杰的明确淡出，让外界随之而来产生更大的疑惑：壹基金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注领域的聚焦，意味着壹基金已经决定今后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让一批过去曾接受其资助的草根公益组织产生不满。“聚焦是有必要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对《环球企业家》评价说，“壹基金也不应该万事包揽。”

　　“我们做不了上帝。”杨鹏说。

　　壹基金 Inc。

　　从某种程度上说，杨鹏是在努力让壹基金变得更加公司化。这也正是创始人李连杰的初衷：让更具有管理经验的人才和团队来运营壹基金。“我整天都能收到管理团队的信息，它更像是一个集体在领导，我的工作被退后很多，不会像以前那样冲在第一线的做法，这更像一个有没有李连杰都可以的壹基金，是大家的壹基金。去掉个人化。”在7月15日壹基金新战略计划发布会上，李连杰说。

　　最近的半年来，壹基金理事会一直在频繁开会，讨论新的战略方向。今年3月的第二次理事会从早上9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理事之一、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说，开银行的理事会也没有这么长时间。

　　分歧在于，11位理事中，周其仁、冯仑关注救灾和灾后救助，马蔚华关注困境儿童救助，而李连杰本人，则希望能够关注公益人才的培养。

　　但最终形成新的三个关注领域，并非是各个理事坚持己见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严谨的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此，壹基金专门聘请贝恩咨询公司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详细调研。

　　在杨鹏看来，新战略一定要符合壹基金的愿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我们所有的行动一定要触及到更多的人愿意参与的领域”。而对于一些专门领域，比如李亚鹏发起的天使嫣然基金，专门资助治疗兔唇儿童，适合于专业化的操作，而非大众化的参与。

　　曾经有一位理事提到，壹基金是否应该对环保项目有所资助。但随后被调研数据说服了。调查发现，尽管中国公众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但考虑到捐款额和参与人数，在中国只占到所有公益服务的3%左右，美国接近2.5%，而全世界平均也只在2%至3%之间。

　　主持调查的贝恩咨询合伙人朱永磊说，80%左右的调查对象并没有持续捐款的习惯。朱建议，壹基金必须建立一些易于被公众感知、效果相对显著、具有连续性的公益项目，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因此，从社会公众的关注度和需求度、公益效果的有效性以及壹基金能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等多个维度来看，贝恩建议儿童救助和灾害管理是最适合壹基金关注的领域。

　　基于数据研究最终确定新战略的过程，也反映了壹基金的决策机制在发生变化。这和之前壹基金纯粹作为资助性公益平台，通过“典范工程”的形式向所有民间公益组织开放不同。

　　在理事会层面，壹基金采用的是民主磋商机制，每位理事都有一票的投票权，由周其仁担任理事长。理事会下设执委会，总共7人，由各个壹基金的发起方派出5名代表，以及杨鹏和王石组成。

　　执委会会召开定期例会，讨论工作事宜，然后采用民主集中制，由执委会主席王石做最后决定——其角色类似于CEO。“如果把投票机制泛化是不对的，这意味着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杨鹏说。

　　在杨看来，公共服务组织最重要的就是要像公司化那样，有预算管理和决算管理，以透明公开的集体决策让个人的自由财政权降到很低，避免腐败和专权的发生。“要上至会长下至普通的勤杂工，都能够从贴在墙上的公告里知道我们今年要干什么、花多少钱。不能突然要搞一个老年人资助项目就去做了，相信所有的员工都会自觉抵制的。”杨说。

　　在战略方向清晰后，部门架构的设置就变得容易起来。壹基金由此成立灾害管理部，其中紧急赈灾组设在深圳，灾后重建组办公室在成都；儿童发展部在深圳；专门管理筹资的合作发展部设在上海；另在北京组建公益支持部。

　　杨鹏希望，壹基金今后的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其管理方式是，以最终直接受益人为考察对象，来监督所资助的民间公益组织的善款使用情况。

　　今年1月，杨鹏特意发起了一个“大爱压岁”的公益项目，鼓励小朋友们把压岁钱捐出，资助孤残儿童。募捐活动从2月1日(大年三十)到2月17日(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一开始，壹基金就公布了直接受益人的名单，最终有46个志愿者进入，6000多人参加，资助了2000多名孩子。而在操作过程中，没有明星人物参加，甚至李连杰本人也没有出现，而更多宣传了项目本身。“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转变。也向内部传达一个信息：以后做事要从受益人出发，特别注重资源投入。”杨说。

　　另一个典型的运作模式是壹基金正在筹划的“海洋天堂”项目。其名称源于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旨在帮助自闭症、脑瘫和特殊疾病的孩子的教育、康复服务。之前，壹基金即对自闭症儿童群体早有关注，2008年典范工程获奖组织——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就是服务于自闭症的民办非营利特殊教育机构，获得了来自壹基金的100万元资助金。

　　这一次，壹基金计划通过有专业经验的枢纽公益机构，从而动员到数百个草根公益组织，从而最终让1万多名这类儿童受益。首批入选的枢纽机构大都曾经入选壹基金的典范工程或潜力典范，如深圳自闭症研究会、北京星星雨和瓷娃娃关怀协会等。

　　在项目网络中，壹基金非常重视志愿者和媒体监督员的参与。壹基金计划组织志愿者参加到整个环节中，参与到公益组织和受益人中间来进行服务。媒体则监督整个过程，尤其是通过对具体受益人的调查，能够了解到“海洋天堂计划”整个民间公益服务系统的服务效 果。

　　两难

　　毫无疑问，对一家公益组织而言，道德上的绝对纯洁度是其全部公信力的基础。正如公众广泛质疑郭美美风波中的中国红十字会那样。但有时，这种期望也到达了某种不合理的程度，即希望善款的每一分钱都用于资助，而难以接受其中的部分资金要用于组织运作成 本。

　　这是现实。国家法律规定管理费不超过支出的10%，但捐赠人似乎对这10%的组织管理成本也不满意。面对这些压力，过去壹基金在资助公益组织的时候，也强调受资助机构要尽可能将资金用于项目上。在2008年和2009年两届典范工程中，只有15%的奖金被允许用于项目人员经费，这让一些NGO组织感到捉襟见 肘。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是2008年第一届典范工程的获奖机构。作为数十万家NGO组织之一，农家女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由此导致其工作人员的低工资让其常常留不住人才。

　　谢丽华太需要这100万元奖金了。“我们当时是想拿一部分去做灾后项目，一部分用于发工资、缴水电费等行政开支。”不过，她随后就有些失望了。壹基金规定，最多只有不超过15%的比例用于项目的人员经费开支，包括相关人员的出差费用、住宿费用等。“奖金意味着获奖者有自由支配权，壹基金给的100万不像奖金，更像是项目经费，是沉甸甸的任务。”谢告诉《环球企业 家》。

　　农家女的困境从一定程度反映出公益组织诉求和公众诉求之间的矛盾。公众希望捐赠的每分钱都用到受益人的身上，中间的整个过程能够完全免费，甚至认为公益组织人员领取工资都是不应该的。这一点也让李连杰颇为无奈。在西方，执行性的公益组织人员行政经费超过20%、30%的并不鲜见。“如果严格用词，每一分钱都归受灾人群的话，在这个地球上并不存在。谁能够把100万物资运上马路，没有过桥费，不用加汽油？千里之外把物资(零费用)地送过去？几乎是不可能。一定是要承担这些费用。”李说。壹基金此前在典范工程上15%人员经费的限制，也是夹在其中的折中之选。

　　也因此，王石等一些壹基金理事主动提出，是否由发起人企业来承担壹基金的行政和人员费用，保证每笔善款都能用于公益项目。但这一提议最终放弃。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目前的公益事业现状下，如果壹基金做到“零成本”，势必让公众以此为标杆要求其它公益组织，这等于是摧毁了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另一个难题是，壹基金如何实现对今后关注的三大战略领域之一—公益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投入。公众可能难以接受这样的解释：所捐善款被以讲课费、差旅费等名义支出。

　　杨鹏的设想是，让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人才，在项目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比如在海洋天堂项目中，会有专业机构对公益服务组织人员进行辅导。还会请财务服务机构，对公益组织进行配套的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培训。以前对公益组织的支持，体现在典范工程的奖金上，今后会更多通过具体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培训，来提升公益组织自身的项目管理能力。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则主要采用向企业定向募捐的方式筹资。

　　杨鹏认为，硬性规定费用比例在现实中较难操作，因为一些公益组织所执行的项目本身主要就是人员费用。解决之道就是，像海洋天堂项目那样，让公众了解每个项目的直接受益人情况，做到透明化。

　　现在，壹基金规定，5000元钱以上的资金拨出，必须有会计、出纳、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共四人的密码才能实现。以前则只有两人。以此杜绝任何串谋腐败可 能。

　　同时，壹基金正在和国内某大型软件公司协商，由后者为其专门开发一套管理软件，这包括远程审批系统、捐赠人数据管理系统和项目管理系统。今后，每位捐赠人都能在壹基金网站上拥有自己的帐号，可查询什么时候捐了多少钱，钱用于何处。项目管理系统则可使得每个具体项目的捐款情况、执行情况、受益情况都能实时在网络查询。简而言之，这套数据管理系统将使得慈善项目的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化、可视化。杨鹏预计，大约1年半后，整个信息化建设将会完成。

　　透明化之外，壹基金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中国公益事业的尴尬现实是，舆论通常以募资金额来定义公益组织的成功标准。公众由此怀疑，在李连杰的明星效应淡去后，壹基金的募资能力是否会下降？

　　“花钱的压力有时候是高于募款的压力。因为钱会进入到项目，项目如果做得不好是更严重的事情。”杨鹏说。今年壹基金募资计划为1.2亿元左右，3年后希望达到5亿。按中国现有法规规定，当年必须有70%以上善款要花出去，这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等到团队足够成熟时，才能承接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 效。

　　在壹基金看来，自定义的成功标准有三个：首先是受益人人数，其次是参与人人数—即调动了多少公众参与公益项目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三才是资金数量。“所以壹基金提倡是一个人一个月一块钱，一个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人捐一块钱和一个经济条件好的人捐一万块钱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人的参与。”杨鹏说。

　　这对转型为公募基金后的壹基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壹基金支持的救助乞讨儿童活动中，一位捐款人在捐赠了10万元后，特意按照壹基金公布的受益人名单，一家一家拜访，以查看是否真的及时发放。结果发现，有两笔款项没有及时发放到受捐助儿童手中。这位捐款人马上告诉壹基金要求尽快补上，杨鹏立即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专程去检查并补发。虽然这并没有酝成更大风波，但对杨鹏来说，类似事件足以警醒：公众容易把公益组织在技术层面上的错误，上升到道德层面来评判。

　　“我不希望过分道德化地来看待公益组织。”杨鹏告诉《环球企业家》，“这是一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