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与他的时代

　　首都博物馆的“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展览，以物说事，以事说史，勾勒出明代万历年间社会的全景式画面

　　周舒

　　晚明是一个一言难尽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末，白寿彝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曾经要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晚明时代政治那样腐败，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却那样繁荣？”专攻明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商传一直记得这个问题。经历了天崩地裂一般剧烈的改朝换代的明代遗民们，一边沉痛地指责明朝朝纲不振、党争误国，一边伤感地回忆秦淮歌声与街市盛景。

　　而明神宗朱翊钧登位后的万历年间，通常被视作晚明时期的开端，明史将万历视作明朝衰亡之始，“后世论者多认为明代的衰亡之势至神宗而定”，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章文永这样说道。他策划的“回望大明”展览正是以这个年代为中心，集合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十三陵特区定陵博物馆的诸多珍贵馆藏文物，带人们“走近万历朝”。

　　展览一共展出北京出土的明代文物200多件套，其中四分之一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比如定陵出土的皇后的玉兔耳坠、书法家张瑞图的行草长卷等等。但章文永强调，这并非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文物精品展，而是要“以物说事，以事说史，勾勒明代万历年间社会的全景式画面”。

　　明神宗那些事儿

　　相比清代，明代在大众传媒中明显不那么走红，讲述明代历史的电视剧毫无疑问没有清宫辫子戏多。而近些年来，《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畅销书，倒是唤起了人们对于明朝的兴趣。不过，章文永表示，展览并没有针对畅销书“以正视听”的初衷，“民间历史爱好者和学者，用的史料都是一样的，大家的分歧主要不在事实，而在于对事实的评价，对原因的探究。”明神宗毫无疑问是各种争议的核心人物，展览的第一部分：“一个长期罢朝的皇帝”，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讲述的就是“明神宗那些事儿”。

　　10岁登基的朱翊钧，前十年都由张居正辅佐，史称“万历中兴”。那时他是一个“学习型”帝王，在听政的李太后严格要求下，由张居正带领着读书。这样坚持求学的生活维持了10多年，学习成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张居正还没有去世，万历十年三月，神宗就开始大选民女，一日娶了“九嫔”。同年六月，张居正去世，“世间已无张居正”。到了万历十七年，神宗开始不视朝，“怠政”时间长达33年。展览的乌纱翼善冠，是皇帝日常视朝时戴的冠帽，但万历中后期进入国家中枢的朝臣，甚至都没有见过他的样子，大概更不会见到这顶帽子了。朝廷重臣甚至每天只能数日影子打发日子。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份奏疏《酒色财气四字箴》，直接骂神宗不理朝政，而这份奏疏也未得到神宗的回应，而是“留中”。“自这份奏疏开始，留中制度开始，就是各种报告，不批复也不反馈，就是放在那儿。”商传说道。

　　神宗甚至连祭祀宗庙等重大庆典活动都交给下臣代办。假使他愿意出现在庆典活动上的话，展览里的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可能会是他选择的礼服，而展出的镇圭是他着衮服时使用的玉质礼器。如果他肯步出深宫，那么展览的第三部分，“一座豪华的帝陵”里的很多物品，可以让人们想象他会以怎样的形象面对那些他无论如何都不肯见的臣子。展品当中，柘黄色（自唐朝开始皇帝的专用颜色）龙袍料子，原件固然经历时间洗涤，变得黯淡，但是从复制品还是可以看出当年的奢华气势和精细工艺。绣六章黄素罗裳、红素罗绣龙火二章蔽膝也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这些都是典章制度里记载过的帝王服饰，上衣下裳，前有蔽膝，但是实物只在定陵发掘出来。”北京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研究院胡汉生这样介绍道。

　　从“学习型”帝王变成“宅居型”帝王，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黄仁宇的书对于理解这段历史很有帮助，同时还可以看看万历皇帝的传、孟森先生的著作等等。”章文永说道，“神宗以清算张居正为亲政的基础，树立帝王的权威。”生前备受赞誉的宰辅，死后遗族遭到抄家，这已经让世人对神宗颇为不满。而被视作“红颜祸水”的郑贵妃引来的立储等一系列事端，更让神宗与朝臣的关系僵得不能再僵，最终怠政三十三年。黄仁宇就在书里写道，与朝臣发生一系列冲突之后，最后万历帝在种种问题上妥协，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作为皇帝，类似于一个公司的老总，天下是你自己的，可能跟员工闹别扭，那我就干脆不处理公司事务。”章文永说。这样一个总是不处理事务的公司，最终经营业绩不良，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不过章文永认为，神宗并非是一个毫无作为的平庸君主，“他对于大势还是有自己的控制的，万历三大征都发生在他不问朝政的那些年里，他对权力还是有欲望的。”万历三大征耗费了大量国家财政，但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保全了明朝疆土。“三大征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他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信任以及人员调整，都显示了他的胆略，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无能平庸的皇帝，只是看上去不够振作。”

　　明代盛行厚葬，讲究“厚葬以行孝”，定陵出土了很多神宗和孝端皇后王氏生前的用品。其中的带柄金罐，是他生前煎药用的药罐，史载神宗一生体虚多病，这个罐子能算一个佐证。而其他的随葬物，则能展现彼时皇宫生活的华贵：做工精美的玉佩、蓝田玉制的肥皂盒，以及镶珠嵌宝的抹额等。“孝端皇后的玉兔耳坠，也是第一次展出。”胡汉生说，不仅帝后陵，神宗的嫔妃墓葬中出土的簪子、白玉纽扣，也都极为精致名贵。可以想见神宗深居的后宫，是怎样的一番衣香鬓影的景象。而在1958年，发掘定陵的记录中，记载神宗“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名士风流的白银时代

　　正如商传常常思考的那样，晚明政治非常腐败，神宗不理朝政，外戚宦官则结党营私、巧取豪夺，但晚明的文化和经济却非常发达。

　　展览的第二部分“一个多彩的社会”，能让人对那个时代有强烈的感受。繁华的街市，发达的经济，璀璨的工艺，以及这一切催生出的晚明名士一边为朝廷扼腕痛心，一边在温柔乡里任性而为的风流气派。展厅呈现了“三言二拍”、《金瓶梅》等等作品曾经描写的明代生活方式：行酒令用的酒筹、斗蛐蛐用的蛐蛐笼、喝茶用的紫砂壶、喝酒用的执壶、各色笔墨砚台、黄花梨制作的明式家具、玉质焚香器具，各种精美的民窑瓷器自然更不用说。

　　那个时代是各种文学作品爆发的年代，吴承恩、汤显祖、徐霞客、凌濛初等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曾说，倘若时光倒流，会选择做晚明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文人常常被学者视作早期的人文主义的代表，要张扬个性，要直面欲望。被神宗送进监狱、万历三十年在狱中自杀的李贽就是其中之一，他讲究“童心说”，反对各种假道学。后来的“公安派”也承继李贽的脉络，提倡“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商传看来，“晚明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鲁迅继承了公安派的战斗传统，写出了那么好的杂文，而周作人、林语堂继承了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性灵传统，写出了那么好的小品文”。当时的俗文学也颇为发达，并且还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印刷数量直接与销售情况相关，史学界常常将此视作资本主义萌芽的表征之一。

　　那也是书画颇为辉煌的年代，展览中可以看到晚明四大家董其昌、米万钟、邢侗、张瑞图的大幅作品。而后来被列入阉党，为士人不耻的张瑞图的行草《言志书》卷，也是第一次和观众们见面。很多绘画作品，都体现出强烈的生活气息，与宋代文人画旨趣大有不同，《妇女行乐图》里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妇女在深闺里的生活，而仇英的《竹院品古图》则呈现出文人雅集宴饮、赏玩古物的场景。

　　在商传看来，正是晚明以来维权政治的松动，带来了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贸易的发达还能从展出的外销“克拉克瓷”上看到，它们远销欧洲。而成就东西文化深远交流的利玛窦、徐光启，也是那个年代的人物，正是神宗给了利玛窦臣子的身份。除了来自西方的天文科学知识，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也正是在万历年间得到了一次爆发性的总结，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是划时代的成就。展览中也可以看到提花纺织机等实物。

　　万历中期之后，市场繁荣，开支加剧，白银不足。开采银矿在各地引起民众反抗。好在出口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换来了大量美洲、日本和西班牙、葡萄牙的白银，促进了明代的商品经济。

　　展览也展出了嫔妃陵与定陵出土的金锭和银锭，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金元宝和银元宝。这些金银见证着那个巨变前夕的大时代。它们不但是各种商品流通背后的推手，也目睹了朝代的危机。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攻陷抚顺，明廷加派了辽饷。而定陵出土的一些银锭，刻铭有“浙江金华府解万历十七年征完解京库银五十两正计一定银匠沈文其”，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加派的辽饷。而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另外的两位重要人物李自成、张献忠，也在万历三十四年先后出生了。特约摄影记者/李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