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公司就地坐庄银行资金借道国企流入高利贷

　　本报记者 吴丽华 林晓 北京报道

　　 近日，山东东营市河口区的一位银行业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当地正在开展抵制高利转贷违法行为的相关工作。

　　 所谓高利转贷，是指企业从银行贷出资金后，由于未能立即投入使用而使其成为闲置资金，为了减少利息损失并获取一定利益，这些企业将贷款所得资金借予他人，并收取高额利息。

　　 货币政策一紧再紧之下，民间借贷成本不断提高，达到年率40%、50%甚至超过100%。与此同时，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率只有6.31%。高额利差之下，企业贷款投资远不如高利贷市场回报率高。

　　 该区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许多地区都存在高利转贷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信用好，容易得到贷款，而且成本也低，这些贷款他们用不了，就可能转贷出去。

　　 最近一份在业内流传但未经确认的银行业监管高层的讲话稿显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这种违法行为。

　　 这份讲话稿明确提出，由于信贷需求旺盛，一些地区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是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

　　高利贷利益链

　　 在民间借贷市场发达的浙江，很容易找到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行业的例证。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当地的民间借贷市场，确实存在担保公司或者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以更高的利息转借给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

　　 记者了解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则是，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3个亿的授信，但是企业眼下并不需要这么多资金。

　　 于是企业的老板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

　　 “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这位老板表示。

　　 事实上，不少融资能力强的企业确实就是这么干的。周德文则表示，在浙江的民营企业中这应该不是主流，因为民营企业本身很难得到贷款，他们更愿意投资实业，而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普遍的情况是，民营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方式高价获得国有企业从银行借来的低成本贷款。

　　 在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链条中，市场的谴责都直指国有企业和咨询、担保公司。

　　变味的担保公司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的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担保公司做担保，担保公司从中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个链条看起来很正常，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很多担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点服务费，而是直接取代银行放起了贷款，不同的是一些担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贷。

　　 记者以借款名义联系了北京的多家担保公司，服务人员无一例外地建议记者直接向担保公司借款。北京某担保公司员工甚至直接表示，其实公司变相地放高利贷。

　　 按照国家相关行业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此类担保公司放贷利率为银行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占春说，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担保公司经常出现违规操作的情况，收取高额的利息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很多中小企业需要短时间内周转资金，也是迫于无奈，担保公司已经不是金融媒介，而是高利贷者。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但是接受采访的不少人士认为，民间资本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银行流出来的。而利用银行的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是银行资金流入民间高利贷市场的主要渠道。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浙江一位担保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了代办担保公司营业执照的业务。注册资金1000万的担保公司，一个月就可以办下来，手续费只要10万元。业内人士则告诉记者，这些违规办下来的担保公司，根本不接普通的担保业务，而是私下通过在银行的人脉关系及社会资源，低息向银行拿钱，再高息放给资金需求者，也就是金融市场里搬运资金的“二道贩子”。

　　谁制造了高利贷

　　 民间借贷利息不断提高，浙江一些地区年利率达到180%甚至更高。按照价值规律，供求决定价格，更通俗地讲，什么贵一般什么东西一定缺。

　　 但是在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看来，实际上银行的钱并不贵，一年期贷款利率只有6.31%，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钱也不贵，最高也就是25%。民间的钱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现在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对于民间借贷活动的满足程度很低，需要的人得不到这些钱，所以就要付出更高的价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则表示，这实际上是借贷双方都有一个官方系统的利率扭曲的问题。

　　 扭曲的结果则是占有更多资源、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更多关系和运作手段的担保公司能够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低息贷款，而真正缺钱的中小企业只能以更高的成本获得资金。

　　 一位监管高层就曾经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着内外有别、政府与企业有别、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有别、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有别、大小企业有别，这就存在一定的“信用配额”。政府都把资金分配给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把大量贷款给了央企。但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信贷方面的行政收缩，只是极大地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于是，在中小企融资难极大加剧之时，手握资金的体制内企业高利转贷便很好理解。

　　 本报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调查报告就显示，企业存在“贷而未用”现象，潜藏一定风险，值得密切关注。

　　 报告显示，2009年全年，长春市10家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企业贷款比上年增加479亿元，增长54.6%。其中贷而未用贷款比上年增加126.3亿元，增长了836.4%。占当年累计发放企业贷款的10.4%。2010年1-2月份，贷而未用贷款20.1亿元，占当年累计发放企业贷款的9%以上。“贷而未用”贷款中大中型企业最多，在规模上属于大型企业的占67%，中型企业的占7%，国有银行“贷而未用”贷款最多占86%。

　　 “国有大型企业信贷资金闲置，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而相对于银行存款利息，民间借贷资金高出好几倍，这些闲置资金借给中小企业一些，不但盘活了资金，而且拯救了中小企业，国有大型企业还可以从中获取不菲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一位证券公司的人士这样调侃地说。

　　 张燕生表示，实际上在中国经济中并不缺钱，缺的是分配到最有效、最合理地方的市场、机构和产品，说到底就是目前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发展存在问题，严重扭曲。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张汉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其实他更倾向于加息而不是提高存款准备金来紧缩货币，因为提存造成资金紧缺，实际上已经变相提高了市场的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