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风暴:一次信用降级引发的全球震荡

　　 过去一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让供职于加拿大皇家投资银行的陈思进仿佛又回到了华尔街。

　　 “起初在华尔街的日子每天都是冲锋陷阵。后来到了加拿大就像是退居二线，可是这几天感觉又像是回到从前。”如临大敌的不光陈思进一人，几乎整个全球金融市场都在紧张与疲惫中度过。这场恐慌的源头是标准普尔，这家坐落于华尔街的评级机构的工作就是给各种各样的公司和资产贴上是否值得购买的标签。今年8月6日它正常行使了自身的职责，只是评判的对象稍稍有些出格——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的AAA级下调到次高的AA+级。

　　 这条简短的消息跟那天的阳光一道，从美国东海岸出发一路向西，海啸般席卷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的金融中心。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它波动股市，打击信心，蒸发财富。当天，标准普尔500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分别暴跌6.7%和5.6%，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所有股票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全线下跌，该指数的10个主要类别股票至少下跌5.3%，给缓慢复苏的全球经济胸口上一记重拳。

　　 标准普尔下调评级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与美国政府在美债削减额度上的分歧：美国国会通过的债务削减规模为大约2万亿美元，而标准普尔自己的测算是4万亿美元。就是这两者之间高达2万亿的鸿沟最终导致标准普尔作出下调美债评级这个“艰难的决定”。

　　 对于这个解释，各方给出了多种解读，其中有些甚至充满着阴谋论的调调——这是一场华盛顿和纽约的对抗，更具体点，是国会山与华尔街的战争：之前美国两党迟迟不能就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意在扰乱市场心态，向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示威；而两党达成一致后，标准普尔则代表华尔街回以颜色——下调评级，敲山震虎。

　　 庙堂之高的决策被描绘为江湖闹剧，这样的解读并不为严肃经济学家所喜。但经济政治向来是一胎两胞的兄弟，阴谋论或许过分，却也可能道出某些事实。此外，标准普尔的一句话便能引发整个世界的动荡，合理的解释不是这家评级机构过于权威，而是我们的经济依旧脆弱。

　　新金融记者 曹鸿晖 刘畅 李静 韩启 盛长琳 见习记者 崔亮

　　标普风格：独立评级 好勇斗狠

　　 在标普下调了美债评级之后，美国著名社交网站Tumblr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自问自答的帖子：“谁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某位高官，亦非家财万贯的某位富豪，有一个人，他只消擦去一个字母（指标普将美债由原来的AAA降为AA+）就可以让国际市场损失数十亿美元——他的名字叫做大卫·比尔斯（David Beers）。”

　　 大卫·比尔斯是标准普尔的全球评级主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十分神秘，网络上关于此人的介绍亦十分稀少。即便在以信息丰富著称的维基百科上，你所能查到的也不过是个同名的加拿大记者。但是对华尔街的大亨和华盛顿的大员们来说，他都是个不可绕过的人物。比尔斯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名华尔街的“老兵”，与他的副手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及分析师尼古拉·斯旺（Nikola Swann）一起被媒体称为标准普尔“三剑客”。

　　 “他拥有好学生的一切优点：有心、严谨，善于观察，热衷分析。”比尔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位昔日校友向新金融记者回忆，在学术上比尔斯喜欢刨根问底甚至有些好勇斗狠：“只要他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在与人争辩的时候总是不惜面红耳赤。”这种性格甚至带到了这次决策上，“当时看到下调美债评级的消息，说实话我并不惊讶。”比尔斯的这位校友如是说：“这就是比尔斯的风格。或许换作别人，如果是换一个评级主管，降级的结果可能不会现在就公布，很可能再次进行警告。但是，谁让他是比尔斯呢？”

　　 但是来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克雷格（应受访者要求，克雷格为化名）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对于“三剑客”的说法，他更加感到无稽：“标普这么著名的评级机构，评级不可能只是几个人的意见，尤其是面对国家信用的评级，更不可能草率从事。”对于标普阴谋论的说法他更加予以抨击：“这次下调评级影响巨大，国际市场损失惨重。标普应当预见到了这一点，因此更加不可能儿戏。”

　　 8月6日标普下调美债评级后，新金融记者第一时间连线标普方面，并获得了大卫·比尔斯和约翰·钱伯斯的内部电话会议记录。在该电话会议记录中，比尔斯表示，主权评级的五大支柱因子：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外部风险、债务及财政风险等，除了后两项，他们对美国前三项的评估结果保持不变。

　　 最终让比尔斯等人作出评级下调结果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认为美国的政治决策不如其他同等AAA级的国家那样强而有力，从两党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而造成的多次争论可见一斑；其二是其财政状况，其不断上升的债务占GDP比重越来越大，在情景分析下，有可能2011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 79%，至2021年飙升至85%。

　　质疑标普：业务不精 内幕交易？

　　 可以想见，手握充分证据的比尔斯在发布评级报告之前已经预见了一场恶战。脆弱的全球市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他的一句话面前应声倒下。甚至七大工业国（G7）集团的财长也不得不连夜召开电话会议商议对策。从政府机构的美国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到知名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和“股神”巴菲特，无不对标普的这一决定大加挞伐。

　　 首先的质疑来自于技术层面，美国财政部批评标普的测算方法，部长盖特纳则直言标普对于美国债务计算的基础数学知识“非常缺乏”。但在采访过程中，标准普尔方面向新金融记者表示，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判断是独立决定：“执行的分析师富有经验，并且严格遵照标普已经公布的评级标准。”言下之意是标普独立作出的评级结果不会因外界的强力而改变。

　　 除此之外，另一种怀疑则带有浓重的阴谋论色彩——标准普尔降低美债评级的消息可能提前为某些机构所知，而这些机构相应的做空行为可能使其在全球普遍的损失中获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责令标准普尔主动交代可能有哪些机构提前得知这一信息。

　　 对于这种内幕交易，美国有着明确的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措施。2006年9月通过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中明令禁止的情况有：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评级等。

　　 究竟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目前暂不得而知，但评级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确存在某些交集——手握400亿美债的金融大亨巴菲特在标普下调评级后力挺美债，声称如果有4A评级的话自己也一定会给美债。而巴菲特同时也是另一著名评级机构穆迪的股东——在此次标普下调美债评级后穆迪并未跟进，依然保持了AAA的评级。

　　 在新金融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均认为，一定会有机构和个人在这次全球市场的动荡中获益。“财富如水，”陈思进说：“有输家就一定有赢家。”他目前的工作就专注于此：“我参与开发了一个加拿大金融界全新的全球证券市场监控系统，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试图从茫茫大海般的交易中，像大海捞针一般，探寻出可疑的交易账户，向有关部门举报，请检察部门来调查。”

　　 虽然普遍认为有人从标普调低评级的事件中获利，但这可能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投资者遭遇的依然是损失。美国房利美金融工程师张建(化名)向新金融记者坦言：“想赚钱其实很难。这一波行情我也没有料到，自己也亏损了15%。”张建供职的房利美与美债一起被标普调低评级，按张建的说法，评级机构一般会提前通知目标企业信用评级的状况：“通知给特别少的一部分人，大概领导层会知道。我们提前一周就知道标普下调我们评级了。”张建认为，这次暴跌也有可能是“做出来的”。但是情况“不会像2008年那么严重”。当时由于害怕某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倒闭而引发连锁反应，美国政府曾禁止做空。但是这回美国政府并未采取相同措施，虽然已经有其他一些国家禁止做空。霸菱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股票投资经理方伟昌则透露，在资产配置上，对冲基金纷纷降低风险资产配置（如股票、新兴市场相关资产）。

　　美国检讨：党争内耗 以债还债

　　 在批评过标准普尔之后，美国政府也开始了反思。一方面党争无度，决策拖沓；另一方面债上加债，并无根本改观。而这两点恰是标准普尔下调美债评级的两点重要理由。

　　 民主、共和两党在最终债务上限的达成上犹如太极推手，便是对党争无度的说明。对于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欧洲几国来说，对症药方无非“开源节流”。但这个方子被国会两党一撕为二，各执一端：民主党要增加税收来开源，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共和党想通过削减福利来节流，民主党又强烈反对。两党据此既对抗又各自讨好着选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亦将信用降级部分归因于“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党派政治”。

　　 在哈佛大学教授克雷格看来，奥巴马所指“党派”除去国会两党之外还有第三支力量：“茶党” 。“他们（茶党）强调保守主义，总希望税收减少，收入增加，提倡小政府。”克雷格介绍说，由于国会两党意识到不可能给选民开出无限制的空头支票，这种“减税增收”的诉求就落到了茶党的身上。

　　 “虽然茶党的提议很得民心。但是却是非理性的——它并没有考虑到美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克雷格说：“税收的减少导致财政支出的削减，财政支出的削减则必然会导致经济萧条和失业率上升。”

　　 “茶党”得名渊源有二：其一来自美国历史上的“波士顿侵茶事件”，象征美国人民对强加暴政的反抗；另外就是得自于“Taxed Enough Already（已经课了太多税了）”的首字母缩写。奥巴马的高级竞选顾问大卫·艾索洛在接受CBS采访时，则直言茶党要为这次降级负责，并将此次美债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而在陈思进看来，茶党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普通美国民众的心态恰恰也是如今美国经济的沉疴所在：“美国人借贷成性，每赚进100美元就要花掉145美元。”这种“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消费习惯普遍存在于从个人支出到公共支出的各个方面。“目前，美国的国债上限是14.29万亿美元。只要仔细地计算一下，一旦美国国债上限提高到16万亿美元，那么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去除支付国债的利息之后，想维持正常的运作都很艰难。”陈思进据此认为，虽然这次民主与共和两党达成协议，将上限再次提高，但也只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违约的风险依然存在。

　　美债降级：谁在受损 避险何途

　　 虽然面临着各方的质疑并铸成一轮危机，但是理直气壮的标准普尔并不妥协，依然表示还有可能再度下调美债评级，甚至给出了时间和概率：“如果美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或政治僵局愈发难解，在今后６个月至２４个月这个期间，再降级的可能性至少为三分之一。”

　　 虽然标准普尔给美债的新评级“AA+”是次优级，表示“基本没有风险”。但是降级就是降级，尤其对于美国的一些州立基金来说，对AAA级资产的投资比例有一定要求。标准普尔下调评级则会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拥有这类规定的基金和其他机构，从而造成美债在市场上的价值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美债的中国很容易引起关注。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目前中国拥有美债共计11600亿美元。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则显示，中国拥有外汇储备的最新数据是3.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债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占到了36%。

　　 而对于整个美债庞大的规模来说，中国的1.16万亿美元也只占到了8%左右。在全部外国债权人（国）的持有比例中为1/4。也就是说，美国国债约30%为外国债主持有，而70%的债务为内债。

　　 这么一来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自己，美国国债的最大股东是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持有比例达到19%；而美国的私人养老金亦是重要美债购买人，持有额度为5047亿美元，持有比例为3.5%。

　　 但这些数据隐藏了一个重要的真相，即美国可以通过增发美元来购买自己的债务，但其他国家却不能。而近期一直有传闻猜测，美国可能会在近期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

　　“美国推出Q3的货币措施是否能根治这次危机？要讲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美债和美元之间的关系。”陈思进向新金融记者解释说，美国国债是指美国财政的收支信用，一旦违约，即意味着暂时没钱还债了；而美元是美联储的信用货币，只要美联储的货币信用不垮，美元的风险是有限的。

　　 “原因在于如果美债限额持续不断地提高上限，美联储就不得不通过增发货币（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陈思进说：“这就像给猪肉注水，‘注水’（如QE1和QE2）之后，美元便每况愈下，也就是我们近几年来看到的景象。”拥有美元发行权的美联储同样是美国国债的重要持有机构，目前持有额为16300亿美元，比例为11.3%，位列中国之前，排名第二。

　　 虽然中国似乎处于被动，但是优化外汇储备并没有太好的办法。陈思进亦表示：“我认为目前的结构比例很合理。因为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债权相比不是最坏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坏的。”

　　 实际上，在这次标普下调评级之前，美债保持了将近一百年的良好信誉记录，几乎从未发生过债务违约，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都是如此。在三大评级机构中一直保持着AAA的评级，意为“几乎没有风险”。

　　 出于资本避险的目的，陈思进认为中国可以适当购买一些优质欧债，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中，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一些主权债务评级依然为AAA，但这些债务虽然相对安全，其总量却非常有限，无法满足中国外汇储备强大的购买能力。至于黄金，陈思进认为目前并不是入场的好时机：“价格有些太高了，而中国的进入又势必会再次推高。”

　　震后分析：反应过度 尚未探底

　　 虽然几乎在一夜之间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但哈佛教授克雷格依然愿意正面地看待标普下调：“这就像是把遮遮掩掩的伤口暴露给所有人看。标普不能解决问题但指出了问题，所谓良药苦口。”

　　 罗斯洛克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Eric与克雷格教授分享着同样的观点：“在金融危机之后，除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之外，目前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提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会真正感受到这些。美国重要的经济指标都不理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乐观，一些数字看了还可以，但一些深层次的机构性问题并没得到改善。”

　　 Eric指出，正是因为投资者的神经都为美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不佳而紧绷，导致标普指数一发便全球震动，市场反应过于激烈。

　　 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对冲基金首席经济学家Tom (匿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下调评级是市场预期到的，但是真正令市场更担忧的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情况，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太慢，让人担心美国是否会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最近几天里市场抛售这么多的原因。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同样认为，标普下调评级只是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展望，并不能据此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差到了何等地步：“虽然从欧美各国的财政状况来看，比2008年有所恶化，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却更好一些。”而此次市场恐慌主要反映在股票市场，可见当前经济不会轻易重演2008年的危机，“二次探底”还没有到时候。

　　 而对“抄底”一向敏感的对冲基金们也普遍按兵不动。新金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目前大约有近九成的对冲基金都宁愿手持现金。一位基金经理向新金融记者表示：“这次的动荡时间太短，还不能算是做对冲的最佳时机。”

　　 香港对冲基金MDE Hedge Center的某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表示，自己因为主要在北美做投资，故可以做VIX交易。至于港股短期表现，难以预测升跌，他说“doing nothing is doing something”（意即一动不如一静），暗示现阶段不宜入市。

　　 在基金经理们看来，如果欧洲危机继续恶化，市场还会再次探低，这次动荡还未能算是市场的最低点。Michael T对记者表示，他认为欧元区就是个“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 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既无想象力也无能力来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危机仍将继续，什么措施也救不了，因为它就是个“Doomsday Machine”。

　　 在标普下调评级的风波过去将近一周后，投资者的信心开始重建，股市表现亦逐渐回暖。虽然来势汹汹，但余波已有散去的迹象。“信用评级”这样一个概念性的指标终归无法改变经济状况的基本现实，但“下调”的举动却是标准普尔对美国政府和所有投资者的当头棒喝：信用从来不建立在虚拟的数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