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企之殇 管窥中国公权力迷局

　　Restricted view of Chinese Public Power Puzzle from the Death Of Private Enterprises

　　“近几年来追求‘超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与渗透，才是‘7·23’动车特大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ursuing high-speedy economic growth, the national-owned enterprises mainly-dominant mode, and the excessive interruption with economy by government in these years, are the root reasons of the big train collision for 23rd July."

　　文  本刊记者 明星

　　这边，资本正在大举逃离实业。

　　那边，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对外宣称，很后悔让新东方上市，给大家开了个坏头。

　　听上去似乎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人民币升值、税收重担、原材料价格上涨、紧缩政策的倒逼束紧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欲望，也考验着这一群体的耐性与智慧。在“步步紧逼”的产业政策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下注金融业。

　　民营企业想自立，却发现已撞得头破血流。国企正借着产业升级的由子在不同领域整合兼并，而政府则是这个利益链条的上层推手。

　　在众多行业内部，企业家“傍”官员，靠公权力上位，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广泛存在于社会中的潜规则。

　　寻租的蝴蝶效应，纵向地发生在中国年轻人的身上。他们正想着法子、不惜撞破头地挤进公家的门槛。

　　在中国，由于公权力的强势，对经济领域的介入范围越来越深入和广泛。“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民众俨然对中国高铁——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投下了不信任票。

　　改革关系民生，在经济领域，碎片化的修修补补并不能让积弊消除。

　　体制造成的障碍需要改变体制才能够破解。这是真正的核心，也是众多争议的焦点所在。

　　“苛税猛于虎”

　　7月23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在自己的微博(http://weibo.com)就中美两国财政收入做了番比较。2011年，美国财政收入为GDP的14.5%，财政赤字为GDP的12%。相比之下，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22%，赤字3%。如果美国税收也达到中国水平，财政赤字就降到4.5%，跟中国差不多。

　　陈志武认为，美国与中国财政状况之别，完全源于国富民穷与藏富于民之制度差别。

　　政府拥有庞大的财政收入的同时，只将一小部分用于居民福利支出，大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由于税收过重、分配体制的不公，国企挤占了民企应有的待遇，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处境堪忧。

　　如今，居民消费意愿低、民企举步维艰，这似乎掉进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事实上，中国社会正遭遇一系列挑战。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目前这一数字直逼0.5，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加深。

　　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1.2%。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9.6%；非税收入同比增长44.5%。半年税收收入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相比之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与两者相差很远。据此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6%。

　　“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这么快这么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明显滞后，居民收入分配仍然存在问题。”

　　有人指出，中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仅限于小范围试点阶段。而在一些欧洲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在人民币升值以及为压制通胀采取的紧缩政策下，6月份的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创下34个月来的新高。

　　2009年，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生产能力过剩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更庞大的4万亿的投资。如今，通胀的势头非但没缩减，反而变得更加强劲。

　　与居民消费意愿偏低相对应的是，多个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很多企业因资金短缺，已濒临倒闭的边缘。

　　更有甚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出，美国金融危机将于2011年再次爆发，今年下半年，中国企业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苛税猛于虎”和财政支出的分配不公，似乎可以概括企业和居民目前的窘境。

　　很多企业都在抱怨税收负担过重，企业一直在“微利”状态下运营。虽然民营企业是纳税大户、促进就业的主力军，但在市场竞争中，却屡屡处于劣势。早前央视报道称，一家物流企业跨省快递，几百元的快递费用，除去几十元的税费成本，落入企业腰包的只有十几元的利润。轰动全国的菜农事件，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高昂的物流成本，已让消费者不堪负重。由于蔬菜从田间到农贸市场过程中，人工环节多，每道税费环节加价10%-15%以上，蔬菜价格翻番最多达10倍。

　　中国的税制是以企业间接税为主，不论企业盈利与否，只要有交易，就要交税。而全国税收总额90%的税都附在各种商品的价格里，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收入低的纳税者来说，他们要缴纳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比富人更高，长此以往，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企业而言，获得各种税收政策支持的国企，在资源成本优势上就领先于多数民营企业。

　　独立学者刘植荣指出，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印花税、车船税等约占税收总额的10%，而其余90%的税收是通过企业征收上来的。这些税都要摊派到产品的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缴纳。而含税后的企业商品价格提高，导致消费者对其消费需求降低，企业竞争力下降，不得不面临生存上的危机。

　　有专家称，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实际上在呼唤着一次全方位的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改革直接协调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这将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

　　除税制改革外，改善民企待遇、调整财政支出格局、国企让利，在民间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规范，从中央到地方已出台的一系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看，大部分没有落到实处，给中小企业带来多少看得见的实惠，无法估计。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他们更青睐于大企业为他们创造的GDP，而忽略中小企业发展。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富有，才能成就一个健康的强大的国家。

　　国企与“民”争利

　　“国企和民企之间的竞争就像皇帝和大臣下棋，民企最终不敢赢。”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曾在公开场合指出，当前很多政策不是扩大而是在约束市场规模，但国企天生占有资源优势。他建议，减少政府干预，减少国有企业数量，应让市场逻辑发挥作用，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在近日，震惊全国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高铁的“大跃进”发展，是与近十年来政府希望超高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有关。

　　近几年来追求“超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与渗透，才是“7·23”动车特大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

　　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曾经谈到，计划体制把效率优先放大到了荒唐的地步。它试图通过政府权力强制地集中资源，在整体社会消费和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优先发展产业，发展城市。

　　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的高速铁路不仅营运里数、在建里数全球第一，旅客的运送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高铁这种“超高速”增长，不是建立在新的市场机制创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府向企业注入更多的实质性资产，以及政策性资源的基础上；是政府以过度使用种种资源为基础来实现的，比如说，信贷资金的过度使用、土地资源过度使用、高速铁路各种技术过度使用。

　　随着“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深入调查，一家隶属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的二级国有独资企业浮出水面。由于该公司提供的信号设备在事故发生时“原本应该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这一小小的故障造成了此次两辆列车追尾、伤亡200多人的惨烈灾难。事故发生前，这家公司的信号设备产品已遍布中国的多条铁道线路，其官网宣称“产品在国内高速铁路列控市场占有绝对领先的市场份额”。

　　更有媒体指出，为高铁提供信号设备的供应商之一，辉煌科技是高铁检测系统和防灾系统的垄断公司，其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防灾系统和无线调车系统在高铁中都占据极高份额。其生产的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被广泛安装于国内的4000多家火车站，用于监测火车运行状况和火车运行环境。

　　根据辉煌科技2010年年报，由其提供的铁路信号微机检测系统在整个行业拥有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有证券人士预计，该系统有望在2011年将份额提升至60%左右。

　　一条深藏在中国高铁行业内的产业链浮出水面。无论此次事故是否由信号监测设备引起，铁道部实行的严格的准入制，缺乏广泛的公平竞争，将很多民企拒之门外。

　　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内能提供行车安全监控系统的厂商并不多，除辉煌科技外，其他厂家主要有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信号研究所、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上述四家公司占据了整个行业近50%的市场份额。

　　除技术外，这些企业的赚钱秘诀在于他们在业内的垄断地位。

　　就在传统行业中的中小民营企业备受银根紧缩和通胀压力的困扰之时，国有大中型企业却赚得盆满钵满。

　　7月，国资委公布了央企上半年经营情况，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6874.6亿元，同比增长24.2%；累计实现净利润4571.7亿元，同比增长14.6%。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74191.6亿元，同比增长24.2%，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256.8亿元，同比增长22.3%。

　　就在同月份，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有61家公司进入排行榜。这61家公司多在石化、电力、金融、钢铁、电信、交通运输等领域，去年总收入2890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7.8%。而这其中，只有深圳华为公司和江苏沙钢集团两家是民营企业。

　　通胀压力不断加大，银根又再次紧缩，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感到难以为继。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民营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他们对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甚为敏感。据相关人士估计，目前40%的温州中小企业在年底会处于半停工状态，如果外部环境和政策方向在下半年没有发生改变，那下半年半停工的中小企业将会增加20%。

　　相比民间投资领域有限，一些垄断企业正在不同领域进行扩张与整合，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今年5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1至2年内，“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南方离子型稀土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集团，产业集中度达到80%以上”。而三家企业分属央企和当地国企。稀土分离，曾是一个由民营企业绝对主导的产业链环节。相关稀土政策发布后，民企中的一部分已被央企收编，不达标的企业则面临关停的命运。

　　煤炭领域，内蒙古近日下发的《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提出从2011年到2013年底，通过兼并重组，全自治区煤炭企业将从现有的353家减少到80至100家；并规定，2013年底，生产规模在120万吨以下的煤炭生产企业将全部退出市场。中小民营煤企只能尝试内部联合，并引进资金雄厚的投资者的方法与央企抗衡。

　　无论是对市场价格的干预，还是政策性的占有资源、对倾向性行业或企业注入资源及政策性资源注入，都表现出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来越深。

　　《人民日报》曾就此发表文章呼吁打破国企垄断。文章认为，垄断的存在，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最终也将导致相关企业失去生机和活力。

　　“是该到了深刻反思这种发展方式的时刻了。”

　　当公权力可以被经营

　　杭州巨贪“许三多”案判决后，有人评价其像一个企业经营高手一样，用投资管理这一套经营着他的贪腐事业。

　　如今，持有此类思路的官员不在少数，在中国公权力日益强大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家选择顺势攀爬，与腐败官员狼狈为奸。

　　中国“富豪榜”一直被戏谑为“杀猪榜”。胡润，这个“混在中国15年”的英国人，起初制定中国富豪榜——“胡润百富榜”时，周围一直充斥着恐惧和威吓。排行榜的发布，等于将这些商业大鳄推到风口浪尖。有些企业家怕“树大招风”，而有些害怕被官商勾结的旧账重提。

　　与国外富豪多为草根商人不同，如今中国的富豪家族包括三类人，白手起家的草根企业家，从体制内起步的红顶商人和坐拥深厚政治资本的红色商业家族。后两者在中国富豪队伍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靠权钱联姻得来的权力资本，日益被人诟病。官员腐败、权利寻租，让市场失灵，加大了企业经营、创业和就业的公关成本，降低了企业经营和创业的效率。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族，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占尽了先天优势。这使得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据媒体调查，“如何实现官商分离、与‘公权力’切割”，86.5%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对新富家族发展最大的忧虑。

　　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查出闲置房地产用地2648宗，面积11944公顷。如果把这些土地换算成实际商品房供应，以平均容积率2、每套住房90平方米计算，将会增加270多万套住宅。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一方面以土地供不应求作为房价畸高的理由，一方面又暗中勾结大行做圈地囤地的勾当。

　　有些高管退休后，一扇“旋转门”也随之开启。有媒体对2010年A股所有的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筛查后发现，有34家上市公司共聘请了23名证监会前官员担任高管。公职人员离开政府后，到企业谋职，并通过在政府中供职时所掌握的资源、信息或人脉的影响获益，这本身就催生了腐败和不公。

　　如今，风水成为官员与商人之间交往和沟通的一种媒介，一种新型的腐败正在悄然滋生。一些商人和官员通过风水师这个媒介，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政商关系网。某位风水师对媒体谈到，其实干这行要讲来钱最快的，还不是靠给人占卜官运，而是参与建筑设计或者城市规划。一些单位领导特别迷信风水，如果被请去看风水，一次收取3到5万元的咨询费会很轻松；还有的单位干脆通过周易学会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聘请风水师当设计顾问，而一年的顾问费会高达10万元甚至50万元不等，而划款的名头则变成了规划设计费。(《检察日报》2011年7月)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担忧，中国经济正在私有化。除了靠竞争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外，还存在一个静悄悄的、围绕权力发生的私有化。有少数人靠寻租、官商勾结积累了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产，这与改革早期以竞争为主导的私有化的方向是相反的。

　　“在全能政府制度下，特权家族将成为经济的主体，寻租将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手段拉拢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储小平教授谈到，“在特权主导的经济体制下，民营家族没有生存的空间，他们或者勾结特权人士成为特权家族，或者逐渐式微并死亡。”

　　国外为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往往对富人征收高额的遗传税，从而将财富变相分流给大众。同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相关商业活动。而在中国，在此领域的制度制约仍属空白。

　　当公权力越来越庞大，寻租之风就会越来越猖獗。

　　乾隆中期年间(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这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而如今，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当代中国官民比例之高也令人咂舌。官民比例在唐代是每3927个人中有一个官，而今天是30人中就有一个当官的，甚至个别地方已经达到了每9个人就有一个官员(陕西某县)；与中国相比，美日欧等国的官员比例1比几百。在人才大量浪费的基础上，寻租之风盛行，公平和效率也无从谈起。

　　据相关专家估计，2007年，企业除了向政府各部门正规缴纳税外费用外，用于支付由于行政管理、审批、监督、执法等方面寻租设置发生的费用，在数千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多的公职人员从审批、许可、收费和处罚的过程中获取了巨额的灰色收入。

　　人民网强国论坛里，有人愤慨陈词，官商勾结、官商一体、垄断经营，改革成了权贵阶层独享的饕餮盛宴。中国的改革不在权贵阶层的饕餮盛宴中爆发，必将在权贵阶层的饕餮盛宴中毁灭……

　　年轻一代的权力寻租梦

　　面对庞大的公权力，有些人在寻求稳定的同时，更做着权力寻租的美梦。

　　国家“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年轻一代，在缺乏安全感、未来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争先恐后、千军万马地挤走公务员这座独木桥。

　　中国的公务员考试人称“国考”，近几年这一股热潮持续升温。2011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审核工作于2010年12月结束时，最终报名人数达到1415138人，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盛况空前。仅厦门海关国家公务员考试4岗位报名者就有数千人。

　　由于近年就业形势严峻，在中国的青年一代心中，公务员已成为多数人提升价值的发展渠道。他们是国内的优势群体，工作、收入稳定，有很高的社会认可，与企业相比，纳入政府体系的公务员拥有更多社会保障，从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到住房公积金，还有生育保险、各类津贴，所有保障体系都使他们高枕无忧。同时，公务员竞争淘汰机制的形同虚设，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求安稳，“国考”持续高烧不退。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俄罗斯。

　　“现在的青年人都希望能快速成功。他们想成为银行家或演员……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另外一点：我们国家的青年人特别想当官。这让我很不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7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自奔萨州的企业家时突然这样谈起了本国青年人发展和就业问题。

　　最近，在俄罗斯“社会舆论”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公务员在最热门职业排行榜中高居首位，42%的民众认为国家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超过一半的18岁至30岁被访者认为“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而在2008年，只有16%的俄罗斯人认为国家公务员是“优先考虑的职业选项”。

　　不光只是稳定，“青年人热衷于成为公务员……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手段——腐败。”梅德韦杰夫一语点破了其中的玄机。

　　寻租——在当今社会中影响力最深远的潜规则，正步步吞噬着年轻人的价值观，他们看到，“有些人付出很多劳动，才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为了成功，企业家需要10年、20年、30年的艰苦努力，要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才能把生意做好。而在坐标的另一端，即使是一名级别很低的公务员，只要收取别人的贿赂，也能将生活过得很好。”

　　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公务员的聪明才智不会用于服务社会，而会大量用于为个人寻租。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就公务员报考做过分析，“从2010年国考报考部门的考生比例看，国税系统、海关部门成为最热的报考方向。135万报考者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人数最多；第二位是海关系统，有30多万，这两项加起来，占考生人数的一半以上。而气象部门、铁路、中央编译局报考人数就很少，中央编译局招不到人。这一现象背后，是众多大学生对掌握社会财富再次分配大权的向往，寻租潜力决定了大学生选择工作的方向。”

　　部分大学生放弃了能够为社会创造直接财富的创业，转而希望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来获得利益，这样的心态令人担忧。

　　近期，人民网推出调查“您如何看待公务员热？”。截至7日22时，共5412人参与了此项调查。其中79.3%的网友表示“过分追捧暴露社会发展不均衡”。

　　同时，一份针对全国2000所高校发放的20万份问卷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仅为0.9%。学生创业资金的来源80%来自亲友资助，仅4%获得风险投资，2%获得政府资金支持。

　　我们知道，一个人选择创业，是要去创造价值；而政府的职能是进行收入再分配，不是价值的创造。当公务员的收入严重超出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会扭曲正常的劳动分配关系，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严重违背了公平分配原则。

　　追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大学生纷纷选择到企业成就自己的事业，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如今，时过境迁，创业的代价高企，为规避风险，大量人才回流政府机关，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人才的浪费，从而影响社会其他产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公务员热”是政府权力畸形膨胀的产物，从而让国家这个生命体的生命力枯萎。

　　这个社会病了。

　　只有让公务员与企业员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才能消除年轻一代的危机感，公务员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必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工资调整；同时，政府要大力扶持更富有创新活力和竞争精神的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创新机制，最广泛地调动年轻人的激情与能力，让他们勇敢地走向市场，创新创业，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恢复这个社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