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IMF副总裁的战略使命

　　Zhu Min: IMF Vice President’s Strategy Mission

　　朱民出任IMF副总裁的结果既是中国公民在IMF历史上获得的最高级别任命，同时也给人们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未来影响权重制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The outcome of Zhu Min taken up the post of IMF vice president, means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citizen appointed in IMF , and it also provides abundant imagination space for the future effect weights for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文  张锐(广东)

　　一切似乎都按照着舆论的猜测在进行。随着法国现任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如愿以偿地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高席位，其所遴选的副总裁也有了最终的结果。7月12日，拉加德正式对外宣布提议任命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拉加德同时发表声明称，如这项提议任命获得IMF董事会的批准，朱民将从今年7月26日开始履新。朱民出任IMF副总裁的结果既是中国公民在IMF历史上获得的最高级别任命，同时也给人们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未来影响权重制造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美利坚的10年磨练

　　在苏黎世“全球经济展望”论坛上曾出席过这样饶有趣味的一幕：当日本部长走上主席台时，几乎所有的与会嘉宾都提前戴上了同传耳机，而接下来印度计划委员会主任准备发言时，听众又不约而同地取下了设备，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印度人的英语表达能力非常棒。但轮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登台演讲时，会场又一次哗啦啦响起设备调试声音。然而这回他们彻底错了。朱民流利的英语演说让所有参会代表不约而同地放下了同传耳机。会后海外媒体几乎给出的一致结论是：朱民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官员不擅长英语的印象。

　　当然，10年美国的生活经历给朱民造就的显然不只是标准而流畅的英语表达能力，更重要的还有穿行于多个国际经济机构中所累积起来的工作经验，以及独特的人脉关系。资料显示，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仅在留校任教3年后，朱民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公派美国留学的机会，并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朱民进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并以副研究员的身份承担和负责许多重大课题的开发与研究。1991年，朱民调任世界银行并担任该行政策局经济学家6年，其间于1995年兼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外方首席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朱民在读博期间曾师从保罗·沃尔克——这位国际金融界的传奇人物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其不仅被看作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家之一而受人推崇，而且被国际金融界看成是正直的领袖而为人尊重。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就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沃尔克是一位从不谋求聚敛个人财富的罕见的金融巨人，他的最大目标就是为公共利益殚精竭虑地做好工作。也正是如此，奥巴马上任之后将白宫经济特别顾问的要职交给了沃尔克。显然，作为学生的朱民除了追随老师的思想之外，也从恩师的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世的品质与德行。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国际背景，去年5月，朱民在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并最终被IMF前任总裁卡恩选中出任总裁助理。而这也正是其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官所不可或缺的。

　　从总经理到副行长

　　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IMF要求自己的高官都必须熟稔金融市场以及具备相当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而恰在这方面，朱民可谓游刃有余。

　　1995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现任中投董事长)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去美国访问，与老朋友朱民会面并言谈甚欢。听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前景，以及当时国家急需经济人才的现实，朱民当场就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拜托两位老友代为转达。

　　朱民的要求很快获得了回应。鉴于他有着丰富的国际银行工作经验，中行首先向他抛出了“绣球”，而且归国后的朱民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中银重组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总经理。这一次，朱民的主要搭档正是自己的老朋友曹远征(1998年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曹远征也来到了中行工作)。

　　从现在看，可能很少有人能体会那种受命负责中银香港重组的难度。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行以前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更为令人头疼的是，重组牵扯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曹远征将这些细节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不过，极具耐心的朱民和同事们一道毅然扎进了这堆“乱麻”之中，甚至一度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最后，整理出的成文的文件达20多吨。更为严峻的现实是，2002年正是全球经济低迷和股市异常动荡的年份，很多人对于中银香港的重组和上市并不乐观，但最后朱民还是如期完成了任务。及至中银香港上市当天，港股狂潮涌现。成功无疑奠定了朱民在中行的位置，两个月后，朱民被擢升为中行行长助理。

　　同样的故事在一年之后再次发生。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正式拉开。而在这幕大戏中，朱民担当起了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大任务。三年之后，伴随着中行重组的精彩谢幕，朱民被提拔为中行副行长，主要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合规、战略和研究。

　　为外界异常敏感的是，朱民于2009年10月辞去中行副行长转而就任央行副行长的消息。有媒体当时注意到，央行已经有苏宁、胡晓炼、刘士余、马德伦、易纲等五位副行长，年龄分别为62岁、51岁、48岁、60岁、51岁，而央行一年多前公布的关于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新“三定”方案规定，其仅有四位副行长编制。于是，外界一致推断朱民出任央行副行长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结果也应证了媒体的敏感判断。半年之后，朱民被擢升为IMF总裁的特别助理。

　　值得披露的信息是，朱民早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就出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且短期内还担任过汪道涵(时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的秘书。也正是基于此，卡恩对朱民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朱民具有丰富的政府和金融部门工作经验。他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我和我的管理团队一道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喜欢经济学家的称谓

　　学者出身的朱民尽管担任了国内金融机构高官，但依然没有失去勤奋、敏感的自我本色，因此在许多的场合，当有人称他是银行家时，身材高大、脸上始终微笑的朱民总是说，喜欢人们称自己是经济学家。

　　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对于朱民来说只能是有过之无不及。从欧元的诞生到国际金融大势，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到金融改革，朱民的学术研究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其研究成果极具穿透力和前瞻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朱民就对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已经提出了预警；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还在多个场合反复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主张“去杠杆化”。不仅如此，在去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中，朱民对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分析，并预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旧世界再也回不去了。”

　　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是朱民在金融危机之后重点思考的话题。朱民认为，当前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动荡期，在波动的弱复苏中追求稳定和增长，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彻底解决；潜在的资产泡沫风险依然存在；主权债务危机潜藏风险；美元波动加剧；全球贸易争端四起；非常规政策“退出战略”协调困难；现存的全球治理制度安排已无法适应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等问题也将困扰当前的世界经济。

　　果敢和善辩是外界对于朱民作为一个经济学人的褒奖。比如，针对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朱民曾这样说过，“我们如今批评美国人消费太多，但是不能忘了，中国经济一直是美国消费的受益者。”某种程度上而言，朱民并不会像国内经院派经济学人那样为自己的某一个观点作出长篇累牍的理论求证与分析，而其思想成果更多的是基于自己实践工作所作出的求实判断，从中人们也不难捕捉到一个经济学家的目光睿智与深邃。

　　作为朱民的又一个学术成果，其译著《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中透露了他的另面思想境界。这本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亲笔推介的书，详细介绍了银行家如何帮助穷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而朱民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在无数个激动的不眠之夜后终于在最后一行文字画上句号时，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人文道德、银行服务和管理理念的洗礼。”在这里，朱民把人文道德这样的抽象概念放在了专业概念之前，其强烈的人文关怀情愫溢于言表。

　　当然，除了著书立说之外，喜欢读书的朱民还时常向他人荐书，即使是与自己的专业无关但却开卷有益的书如《梁启超说佛》等，朱民也会不厌其烦向读者推荐。因此，接触过朱民的人说，58岁的朱民充满了可爱的童心，完全没有金融高官的架子。

　　改造“富人俱乐部”？

　　作为朱民本人而言，出任IMF高官可能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段经历而已，但对中国来说，其履新的结果却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价值信号，即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在国际舞台上的扬升与壮大，以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话语权的扩充。不少分析人士甚至将前几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与朱民进入IMF高层一事串联起来，称前者是中国民间力量融入全球金融舞台的序幕，而后者则启动了中国官方力量在世界金融舞台的大幕。

　　成立于1945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是一个有着184个成员国的超级“大家庭”，但该组织的总裁职位一直为欧洲人担任，而且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投票权的绝大部分份额。最新资料显示，当前在IMF投票权占据前六的国家除了排名第一(16.47%)的美国外，其他五国分别为日、中、德、法、英，其占有的投票权依次为6.13%、6.07%、5.30%、4.02%、4.0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IMF作出重大决策需获支持率至少85%，因此，美国对IMF的任何决策都拥有否决权。也正是如此，IMF也被人们戏称为“富人俱乐部”。

　　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在IMF中话语权的分量，向该组织输送人才一直是中国高层在酝酿和推进的行动。其中在1984年中国恢复了在IMF中的执行董事地位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亲自做过指示，要求认真做好派驻IMF的人员选派工作。尽管中国曾向IMF先后派驻过两名执行董事和总裁助理，但无奈都不是组织中的决策成员，中国被边缘化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最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不仅在危机中以稳定的高增长力量扼阻世界经济衰退的步伐，而且又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从而拉动全球经济顽强上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IMF治理结构的呼声此起彼伏。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IMF作出了增大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决定，从而也有了中国投票权从原有3.17%到如今6.07%的最新结果。而如果朱民能够进一步出任IMF副总裁，人们无疑可以对IMF功能和作用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国等新型市场国家地位的提升增加更多的有限期待。

　　进一步分析，从目前IMF管理团队组成来看，朱民升任副总裁确实存在着很好的机遇。IMF自成立至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总裁必须是欧洲人担任，第一副总裁必须是美国人，另外两个副总裁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洲。而且IMF的编制是“一正三副”。目前，IMF总裁来自法国，来自美国的约翰·利普斯基任第一副总裁，另外两位副总裁是来自日本的加藤隆俊和来自巴西的穆里洛·波图加尔。据悉，与朱民同时被提名任命的还有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戴维·利普顿，他将出任IMF第一副总裁，接替即将于今年8月31日退休的约翰·利普斯基。紧接利普斯基之后，加藤隆俊也将于年底卸任。这样，朱民的履任实际上是对加藤隆俊卸任之后的提前补缺。

　　当然，有着学者分析力和判断力的朱民对于IMF的改革作出了十分冷静和客观的展望。在他看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一场利益力量的博弈。目前，IMF份额改革不仅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争夺，而且还牵及美国与欧洲为保持各自的现有地位所进行的较量。因此，在IMF的改革上，美国当然不愿意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补”的工作。而对于欧盟而言，虽然在IMF的份额比美国要高，但欧洲各国的单独份额又远小于美国。因此，只要美国不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欧洲国家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吃亏。正是如此，朱民认为，IMF改革中比治理结构调整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毕竟，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和欧洲仍将是IMF的主导者，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矫正”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