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退出蒙牛误入歧途

　　Niu Gensheng: Astray from Mengniu

　　文  本刊记者 程桔华

　　中粮集团对蒙牛乳业的收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蒙牛乳业彻底褪去了民营企业的外衣，穿上了“黄马褂”。当初牛根生从国有企业体制中挣脱出来，没想到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钻进了国有企业的怀抱。

　　7月11日，中粮集团斥资近36亿港元再次购入蒙牛乳业1.42亿股，持股比例上升至28.04%，从而继续巩固了其作为蒙牛乳业单一最大股东的地位。而昔日呼风唤雨、获得无数荣誉的创业偶像牛根生也于6月10日正式辞去蒙牛集团董事会主席一职，仅保留非执行董事的职务。

　　从1999年创立蒙牛，到2004年在港交所上市；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危机，再到2011年全身退出蒙牛，牛根生如同坐过山车一般，经历着巅峰与谷底。

　　牛根生出生于1958年的饥荒岁月，经历了悲惨的少年生活；在被效力了16年的伊利免职后，1999年毅然在呼和浩特市一间53平方米的民房里白手起家；仅用5年时间，就把蒙牛打造成乳制品行业老大；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危机把他打入谷底，从此便黯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在2008年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中，蒙牛遭遇了牛奶下架、股价暴跌、现金流陷入危机的重挫。面对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的蒙牛，牛根生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和长江商学院的同学求救，并在10月19日写了一封万言书。信中牛根生高举民族企业大旗，呼吁众企业出手援助蒙牛渡过难关。

　　牛根生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不过，最终蒙牛在牛根生的手中起死回生。2009年7月，中粮集团联手厚朴基金投资61亿港元收购蒙牛乳业20%的股权，蒙牛的资金链就此保住。

　　但是作为一家曾经产权清晰的企业，作为一个中国乳业市场有一定附加值的品牌，蒙牛的国有化多少会让民营企业家心生一丝悲凉，挫败他们打造品牌的积极性。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对矛盾一直贯穿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中。1949年以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政府全面实施了国进民退，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而在后来的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两者开始交替出现，每次都伴随着不安和争论。

　　自1979年以来，中国体制转轨先是中央“放权让利”，再是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而非公经济的地位是在不断得到承认又被否定的螺旋式过程中得到确认。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1978年至1989年中，“民进”禁区被逐渐打破、个体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私营经济得到认可。1989年至1991年，是清理整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民进”出现收缩，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民退”现象。在这三年时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甚至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有的私营企业主担心成为第二次被改造的对象，干脆把企业交给集体，交给国家。有的则积极找靠山，想方设法戴上集体的“红帽子”，以作掩护。“红帽子”企业成为那一特定时期的独特产物。

　　1992年至2004年，这是一个“民进”重新抬头并且大发展的年代，但也存在较大波动。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发展中都有巨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民营企业甚至成为不景气的国有企业的“拯救者”。虽然其中有“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但从总体上说，民企通过各种方式并购了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得以发展壮大，并由此开始了“民企重型化”的历程。

　　但2004年之后，形势又急转而下。以“铁本事件”为标志的宏观调控，让民营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国退民进”的趋势逆转，“国进民退”开始冒头。民营经济的代表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顺驰、托普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其中，铁本的戴国芳、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科尔系顾雏军都身陷囹圄。

　　此时国有企业反身成为民营企业的“拯救者”：潍柴投资接手湘火炬，中国非金属接手天山股份，重庆渝富接手ST重实，海信空调接手科龙电器，四川长虹接手美菱电器等等。

　　细心者不难发现，自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轮宏观调控(当时叫治理整顿)以来，3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宏观调控和经济低迷，都伴随有“国长民消”现象的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蒙牛的国有化其实不是牛根生所能左右的，它是时代的产物。中粮集团掌门人宁高宁要打造的是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这几年，在食品行业都有中粮的影子，惟独乳制品中粮没有掺合进来。中粮要想进入乳制品行业，要么依托蒙牛发展，要么另辟蹊径。如果单干，中粮没有任何优势。收购就成为中粮进入乳制品行业的最佳选择。

　　对于牛根生退出蒙牛后的打算，公开资料显示，他将全力投身现代牧业。从2010年11月26日现代牧业在香港上市来看，牛根生依然对乳制品行业情有独钟，只是将方向转移到上游牧场的建设。而有专家分析，未来中粮将再次收购现代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