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中村幼儿园的红与黑

　　王峰

　　 沿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南，距离天安门10公里远的地方，就是远近闻名的“浙江村”——大红门村。

　　 这里是北京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这里被建设得五脏俱全，异常热闹。

　　 然而现在，该村久敬庄东路甲18号却突然寂静下来，这附近一家闻名在外的彩虹桥幼儿园，多家简陋的餐馆、理发店、小商铺，被陆续清理推倒，仅存一片混杂着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空地，起眼的建筑只留下一座欧式建筑的夜总会，到夜晚总是金碧辉煌。

　　 每每经过这个地方，王立微抑制不住伤感。王是彩虹桥幼儿园的园主，从找场地到装修到开园到与孩子们欢笑相处，王放不下自己倾注心血的13年。到现在虽已过去几个月，但王几乎每晚都做同样一个梦——幼儿园一夜之间被推倒。

　　 彩虹桥幼儿园曾是一所获誉众多的幼儿园，专为打工子弟服务。2006年时，园长王立微获得了北京市“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金奖，并曾得到市委书记刘淇的接见，幼儿园更是每年当地街道办事处年节慰问的座上客。

　　 但即便这些殊荣，仍无法改变这所明星幼儿园未有正规办学资质的尴尬。最近随着北京市丰台区清理无证幼儿园行动的展开，这所明星幼儿园被“打回了原形”——黑幼儿园，并在随后的旧村改造中被强拆清除。

　　 服务“浙江村”

　　 1998年8月24日，32岁的浙江乐清人王立微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村。那时候规模可观的“浙江村”在业内名气渐涨。

　　 1985年，北京商业流通领域放开，浙江人开始“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摆摊”。到了1988年，浙江村成型。那时候，一件风靡全球的商品“皮夹克”开始在浙江村生产，并引来了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倒爷”入村采购，浙江村旋即红火起来。

　　 浙江村定型的标志之一就是生活设施的日渐完备。菜市场、理发店、公共浴池、小诊所等生活设施先后出现，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幼儿园。

　　 据学者项飚等人考察，“浙江村”最早的幼儿园出现在1988年。当时就建在大红门村一个自然村马村的菜市场旁边。孩子最多时有40多个，每个孩子每天吃一顿饭一个月收费100多元。

　　 到了1995年，项飚等人统计“浙江村”内一共有5家幼儿园。

　　 在当时，这种私立幼儿园就已出现经营困难。两间房的房租大约1100元，但有的幼儿园有时招生规模不足10个。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家长托关系把孩子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公立幼儿园，甚至是连北京孩子都难进的蓝天、北海幼儿园，当然，那时的“入门费”就已高达数万元。

　　 此后，“浙江村”的“井喷”式发展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一座座大型服装批发市场纷纷出现，从业者们拖家带口在此扎根。1993年，北京市人大代表的一项提案称，“浙江村”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

　　 作为为商人们消除后顾之忧的服务业，1998年8月24日，王立微在“浙江村”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幼儿园。

　　 在此之前，王立微是老家一所幼儿园老师，家里三代为师。

　　 她把这所只有16个孩子的幼儿园取名为虹桥幼儿园。“虹桥”是乐清市一座古桥的名字，亦是镇名，在虹桥镇，曾开有专向北京浙江村输入劳务的中介所。

　　 王立微的幼儿园服务对象很明显：外来打工者的子女。从开始的16名孩子到后来的400多人，这一群体一直是入园者中的绝大多数。

　　 一个城中村幼儿园的“红与黑”

　　 幼儿园的发展是顺利的。

　　 2001年，王立微在久敬庄（大红门村一个自然村）租下了一块集体土地，盖起几间平房和一处院子，成为彩虹桥幼儿园的雏形。

　　 离彩虹桥幼儿园不远，是创立于1993年的义和幼儿园，老板同样是浙江人，该园曾是当时“浙江村”幼儿园中的“航空母舰”，开园后不久就招了80多个孩子。

　　 收费低廉且环境还不错，是家长们把孩子送来的首要原因。直到2010年底，两家幼儿园的最低收费还只是每个月600元左右。

　　 面对公立幼儿园的户籍门槛，有资质民营幼儿园的赞助费门槛，多数家长望而却步。

　　 一边忙着办园，头脑灵活的王立微也不忘四处瞅瞅。

　　 在那两年政府对涌入城市的打工群体越来越重视，打工子弟的入学入托问题也开始见诸报端。

　　 2002年8月16日，教育部在杭州召开的专门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呼吁，各地抓紧制定并公布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简易学校办学标准可以比一般民办学校标准低，还要给予简易学校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2003年9月、2004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教委分别给海淀区明园学校、朝阳区育英学校两所打工子弟学校颁发首张“办学许可证”。

　　 闻风而动。王立微开始为幼儿园的“身份”问题奔波。但王不明白，“我从教委拿了开办民办幼儿园的标准，一切按照上面的条条框框办，可就是不批”。

　　 无奈之下，“为了给幼儿园一个合法的外衣”，2004年6月，王立微在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北京彩虹桥儿童教育发展中心”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1万元。

　　 而按照教育部门的规定，未经教委审批、在教育部门注册，这是一家典型的黑幼儿园。

　　 戏剧的是，这个黑户幼儿园因办学优异，多次吸引领导视察：包括丰台区副区长在内的三名全国人大代表曾来此调研。2006年，王立微获得了共青团北京市委等颁发的第二届“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金奖，甚至她还获得了北京市教委颁发的合格园长上岗证。

　　 在“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评选时，王立微被介绍：不断学习现代园所管理技术，特聘优秀幼师，在园内安装安全监测装置，不断推出受儿童家长欢迎的特殊服务。先后收养过三名被弃女婴。

　　 “年年被表扬，街道办事处每年都送来慰问品”，王说。

　　 也是在2006年，因为“得到政府的肯定”，王立微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原有平房上加盖了2000多平米的二楼，并配以软硬件设施。至此，近10年王立微已在彩虹桥幼儿园上投入了300多万。

　　 同样加强的还有师资，王说，“我的师资比公办幼儿园还要强”。为此她不惜重奖好教师，一个曾经的彩虹桥幼儿园老师还记得，王立微曾奖励给她一部笔记本电脑。

　　 明星幼儿园倒掉

　　 2006年成了王立微和彩虹桥幼儿园事业的顶点，令她没想到的是，其后幼儿园的遭遇急转直下。

　　 2006年6到8月，北京市开始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清理整顿，市政府要求各区县在8天时间内制定规范和清理整顿措施以及在校学生分流方案。

　　 但由于学前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对“黑幼儿园”的清理整治，有关部门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名北京某区教委负责民办幼儿园审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清查黑幼儿园，“但查过以后就不管了”。

　　 直到2011年初。

　　 1月10日，大红门村委会向彩虹桥幼儿园的家长发出一封信。信中称，依照《丰台区非法自办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彩虹桥幼儿园属于非法自办幼儿园，应依法予以取缔。大红门村正进行旧村改造工程，该园应被拆除。

　　 官方认定的取缔原因是：这所幼儿园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园许可证，只有一培训中心工商执照，但工商执照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开办幼儿园，属超范围经营。此外，该园所用房属于办园人在租用村民承租的集体土地上加建的两层违法建设，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最终，彩虹桥幼儿园没能逃出这次清理行动。据公开报道，丰台区辖区内有未经教育部门批准的“自办园”达234所，在园幼儿数量1.8万余人。今年7月整改结束后，123所黑幼儿园被取缔，104所整改后可以达标，当地教委的说法是，将为丰台区增加8000个入园学位。

　　 这句话另外的含义是，1万名幼儿将被分流或是无园可入。彩虹桥幼儿园被取缔时，取缔人员为孩子安排了附近公立的大红门幼儿园入托，但很快有家长找了回来：“他们不收我的孩子”。

　　 王立微的社会荣誉没能帮她留下彩虹桥幼儿园，甚至于她认为，“因为我的幼儿园被拆迁太没理由了，所以故意安排了这次清理”。

　　 清理行动的另一个背景是黑幼儿园安全事故频发。2010年冬天，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开在平房里的黑幼儿园发生了火灾，幼儿园老师在学生午睡时外出，结果电热毯起火，烧死了7名孩子。

　　 这起事故并未见诸媒体，但一名民办幼儿园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她在教委看到了事故现场的图片，其状惨不忍睹。

　　 今年3月14日，正在丰台区的清理行动进行之时，丰台区一辆黑幼儿园超载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最后的取缔和拆迁发生在2011年1月20日，王立微说，那一天来了200多人的取缔队伍。

　　 2011年5月1日，北京市施行了《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这被认为是北京市贯彻中央精神加大扶持民办幼儿园力度的体现。

　　 根据这份《暂行规定》，很多黑幼儿园有望被“洗白”，包括彩虹桥曾经的邻居义和幼儿园。义和幼儿园搬到了距原址2公立远的地方，新租了校舍。

　　 而彩虹桥幼儿园的旧址已被夷为平地。当地人说，租地老板本想在此盖一座市场，但没被批，只好暂时改成一个停车场。

　　 几个月来尽管不少朋友劝她重新振作，还有家长不断打听，但王立微坦承没有经济能力再办，目前她仍欠下大笔债务。

　　 并且，用心尽责去做了事情，最后却被推倒，她无比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