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向康菲索赔 须多部门同时发力

　　张海英

　　 不管代表国家索赔的国家海洋局最终向康菲公司索赔多少，有两点基本可以肯定：一是索赔金额应该不会低于1亿元；二是索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康菲公司日前承认“之前未尽力排查溢油风险点”，之所以如此傲慢，大概是因为康菲公司把行政处罚、经济赔偿以及刑事责任统统不放在眼里。这是因为根据现有法律，对肇事者最高只能处罚30万元，而生态索赔则面临多重法律障碍，至于追究刑事责任更不见一点动静。

　　 国家海洋局将要采取的索赔行动，准确地说仅仅是生态索赔，赔偿资金用于恢复海洋生态。而这起溢油事故对相关企业和居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需要农业部渔业局等部门“为民做主”，提出相应索赔，但目前还未见相关部门采取索赔行动，让人忧虑。

　　 即便是国家海洋局以恢复生态为由进行索赔，梦想能否照进现实还是个大大的问号，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海洋局提出的索赔额度肇事者不一定接受；二是事故损失谁来评估很关键；三是索赔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相当棘手。一般来说，作为索赔的一方必然希望赔偿资金越多越利于生态恢复，而作为被索赔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减少赔偿。由于此次溢油事故影响深远，恢复生态是漫长过程，因而，海洋局所制定的索赔计划能否持续索赔、满足资金需要，康菲公司是否接受，都是问号。

　　 而且，污染损失谁来评估、评估结果是否合理，是个关键性问题。康菲公司曾表示，正在对事故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数据得出后再制定赔偿方案。究竟是康菲公司自己在评估，还是邀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不得而知。显然，无论是海洋局的评估结果还是康菲公司评估结果，要么很难互相认可，要么很难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另外，索赔面临许多法律难题。比如，如何界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和“海洋生态损害”，存在司法难题；而且，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很难评估具体的赔偿金额。即便法律是健全的，但正如某专业律师所说“观念障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是横亘在生态索赔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如果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进行生态索赔都这么曲折，显然，渔民的个人损失要索赔难上加难。据悉，河北乐亭、昌黎等地扇贝大量死亡，当地渔民怀疑和蓬莱19-3油田原油泄漏有关，但由于没有有力的鉴定结果，渔民一直苦于无法向事故方讨个说法。如果渔民的损失无法进行评估或无人评估，更难以索赔了。

　　 对个体而言，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旷日持久的官司，会很难承受，尽管有公益环保组织试图介入此次事故进行公益诉讼，但仅是一种探索，前景并不乐观。基于此，农业部等部门有必要代表弱势的渔民进行索赔。如果生态索赔、私人索赔、公益索赔同时发力，才有望减少事故损失，让肇事者付出应有代价。

　　 事实上，在以上索赔之外还可以采取惩罚性赔偿。众所周知，对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美国采取了“惩罚性赔偿机制”，迫使责任方英国石油向美国受影响居民提供200亿美元的赔偿，获得了普遍肯定；美国司法部还展开民事和刑事双重调查，美国化学安全与危险调查局同样也没放过肇事者，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众所周知，中石油“制造”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国家买单近80亿元，而中石油始终不言赔。因此，我们必须要警惕康菲公司背靠中海油这棵大树，最后让纳税人为渤海湾漏油事故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