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离任背后的最终解释权

　　“最终解释权”是这个时代最荒谬的伪命题。前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一句“我信了”，就是最终的解释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何伊凡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言语失当辞职，仅以我个人的角度对王先生予以深深的同情和理解。

　　我家楼下，有一家鱼火锅店，某次我请朋友在那里吃饭，饭后店主给我两张代金券，每张可抵50元使用。一周后，我又来吃火锅，买单时掏出代金券，发现只省了15元。服务员称，凡使用代金券者，锅底价格要涨一倍，我大怒，质问之前为何没有说明，服务员不慌不忙，指了指券右下角的一行小字：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最终解释权是这个世界最神秘的权力，没有之一。它也是足以媲美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因为它的存在，是非能够颠倒，规则变成游戏，承诺如同狗屁，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位老人家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可终归是你们的。后来我才明白，世界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你们的，终归是他们的。而他们，就是那些享有最终解释权的人。

　　你懂得，我说得不是楼下的火锅店，也不是商场、超市、专卖店，能印在纸面上的最终解释权，不过是骗几个钱财或保护自己的小把戏，最恐怖的是看不到，摸不着，但关键时刻总能出来对你的命运解释一下的权力。

　　比如说，你家的房子住了二十年，突然一天，有人破门而入，把你连同几件家具一起扔到外面，然后告诉你这是违章建筑。

　　比如说，你的亲生儿女让当地计生部门强行抱走，交给福利院，然后告诉你这些婴儿因为“非法”，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统一都有一个姓，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

　　比如说，某次你乘坐公交车，司机指证你没有车票，于是你因为这一元钱被劳教一年，然后告诉你理由是公交车因此停运一小时。

　　比如说，你亲爹不是李刚，干爹不是王军，你的父母只是漂流在北京的一位普通打过者，他们对你未来的最大幻觉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好不容易给你找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但这所学校可能又面临关停。

　　比如说，你创业的时间和改革开放一样长，把一个村办小厂变成了上市公司。一夜之间，资产查封，人员入狱，然后告诉你，这本来就是集体企业，你连个职业经理人也算不上。

　　如果你是员工，掌握最终解释权的就是老板，如果你是小贩，掌握最终解释权的就是城管，如果你是股民，掌握最终解释权的就是证监会， 如果你是官员，掌握最终解释权的就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如果你不幸在各种食物链中都处于最底层，恭喜你，你必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使在梦中，都不能意淫，更不用说手淫。因为你随时都可能“被解释”，任何伤疤都会成为致命的伤口。而为了争取解释的权利，你有时必须要自切手指，甚至要开胸验肺。

　　这就是伟大的心术之学。春秋时，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又担心背上不孝之名，多亏颍考叔好管闲事，挖了个隧道，取名“黄泉”， 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汉初，刘邦许诺韩信“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铁不死“，但这也难不倒吕后，她将韩信装进大布袋里，吊在宫梁之上，然后以竹签刺死。

　　所谓小人畏刑，君子畏天，对“天”的恐惧和尊敬，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而最终解释权是君子们为顾念天意留下的后门。有恃方能无恐，一切皆可解释，只要牢牢抓住最终解释权，也就掌握了力量的源泉。

　　因此，我深深理解前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的回答：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一定是他潜意识中最响亮的声音，“我信了”，就是最终的解释。

　　遗憾的是，生产工具有时候能决定生产关系，一些新型传播方式已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最终解释权正在褪去奢侈品的底色，公众能够高呼：我不信。动车事件，追尾之后紧跟着一连串追问，铁道部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被拿到显微镜下去解剖。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的声明不知发了遍，可连素有公信力的郎教授也无力回天。大连PX项目，虽然有惊无险，政府也不得不关注由此产生的民情民意。8月3日，中央电视台痛批微博(http://weibo.com)：伦理底线在哪里？也可视为曾经掌握最终解释权的媒体，充满失落感的咆哮。

　　然而，即使工具再发达，公民，如果有公民的话，也只是在寻找和挖掘“最终解释“，而难以获得其后的权力。铁道部不会拆分，红十字会继续与商业勾连，PX项目难以搬离大连。社会化媒体的勃兴，完成的仅是“最终解释”与“权”的分解，而非“最终解释权”的转移。

　　实际上，“最终解释权”本身是这个时代最荒谬的伪命题，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都有责任为自己的失误做出解释，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机构，有权力宣布自己的解释就是“最终解释”。只有“最终解释权”消失，我们才能进入新闻联播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