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出局与退出的象征意义

　　熊丙奇

　　我国学术要健康发展，必须与行政主导的评审、评价制度切割，建立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评价

　　8月17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同日，一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文章，再度引发公众对院士话题的热议。博客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过，但在中国科学院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落选。饶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

　　财新传媒资深科技编辑李虎军发微博(http://weibo.com)评论道：“饶毅出任北大生科院院长前，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座教授……他为人坦荡，说话做事得罪不少人，包括一些老院士。饶毅的学术贡献大过很多中科院院士，他的落选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在此我无意用这样的话来说明饶毅就一定该当选院士，对于院士评审，有不少著名学者也是经过多轮才最后当选的；而是对于饶毅这么一位敢说真话且学术水平得到公认的学者，却在官方评审中早早落马，不由让人怀疑，官方的学术评审究竟还有多大的公信力？

　　不少网友呼吁增强院士评审的透明度，减少其“复杂性”，但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从院士评审的操作机制看，就不可能“单纯”。与其他国家的“院士”评选不同，我国的中科院、工程院，说是“学术机构”，但其实是“部级单位”，前不久中科院公布去年公务接待费，达9995万元之巨；院士评审，说是“学术评价”，实质是“行政评价”；院士头衔，说是学术头衔，却与各种实际利益挂钩——国外当选院士者，非但不能享受副部级福利待遇、公车待遇、政府津贴，有的还要自己交“会费”，所谓院士，其实就是某个学会的“会员”。

　　我国学术的行政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院士评审制度有关。一方面，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获得课题、经费、学术成果，进而在学术行政评价体系中，很快成为知名学者，甚至成为院士；另一方面，当选院士之后，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学术话语权，而如果一个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同时是院士，就把所有行政权和学术权全揽，通吃的局面想不形成都难。“院士出官，官出院士”，是这评价体系的鲜明写照。

　　除此之外，院士评审制度，还是让所有学者“体制化”的重要工具。院士以降，学术界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院士在最高级，掌握最多的学术资源，接下来的长江学者、博导、教授，学术权力递减、学术资源也递减。如果一名学者想走通自己的学术路，就得靠拢这套体系。普通教师和研究者，在“出道”之前，就生活在这学术利益链的底层。如此学术环境，怎指望有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

　　这就是饶毅出局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谁都知道院士评审是那些“体制化”十分成功者的盛宴，但所有体制中人，都不愿意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一边骂着这一制度，一边维护这一制度。甚至有时期待，这一制度，会出现一些例外，比如像饶毅这样的学者，也会入选。

　　而现实把这一小小的期待摧毁了。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由此远大于实质意义——实质意义不过是一个候选人出局而已，而同样出局的人还有不少——它告诉大家，不愿意“体制化”，总是指出学术体制弊端的学者，哪怕他学术水平再高，在体制内的希望是渺茫的，对于行政评价来说，权力是第一位的，学术在其次。

　　饶毅无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宣布自己再也不候选院士。这种切割，其实是与行政评价体系的切割。而这同样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其实质意义是，自己不当院士，不再与这行政评价体系玩——这启示大家，我国学术要健康发展，必须与行政主导的评审、评价制度切割，建立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评价。诚如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所言：“院士的评选尽管因素比较复杂，但学术水平应该是主要因素。”

　　但问题在于，由既得利益者主导的行政评价，怎能实行主动的切割呢？或许，我们应期待着更多“饶毅”的出现，成为推动评价机制改革的力量。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