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贸易逆差的可能与对策

　　马骏

　　 2007年，中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达到8.8%的高峰，表明当时国际收支明显不平衡。经过几年的调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2010年的4.0%，但仍然离我们理想中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有很大差距。贸易顺差过大，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持续上升至2.7万亿美元，由此创造出新的流动性会加大通胀和央行对冲操作的压力。在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0%的情况下，央行对冲操作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是很多国际压力和国际争议的来源，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的贸易顺差一向是全球在不平衡问题的讨论中关注的焦点，中国巨大的贸易盈余引起了许多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对于中国贸易顺差过大的原因，国内外也有分歧。国内普遍的看法是原因主要来自于本国内部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资源价格低估、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收入分配不均等，汇率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只要把结构性问题解决了，贸易顺差就会减少。西方观点则认为导致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币被低估，有些人甚至直指中国汇率政策是全球经济失衡、最终酿成国际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并坚持人民币如果一次性大幅度升值（例如25%-40%）或快速升值，将有助于解决这种不平衡，以及避免由于“突然再平衡”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的动荡。

　　 从经济学理论来讲，上述两种观点代表两种很简单的理论。观点一是从宏观经济学中国民经济账户的理论角度而言，顺差是因为储蓄太多。观点二是从微观经济学厂商和消费者行为理论角度而言，顺差是因为汇率低估。在大部分条件下，汇率上升，导致出口需求下降，顺差减少。

　　 上述两种观点是否矛盾？能否将这两种经济学观点整合起来？用动态CGE模型 可以在宏观框架中体现微观的一般均衡（所有产品和投入品的部分均衡），即将上述两种观点在理论上统一起来。简单地说，CGE可以允许我们用如下的分析框架：出口（汇率、消费倾向）-进口（汇率、消费倾向）=储蓄（消费倾向、汇率）-投资 （汇率）。其中，所有的反应函数由CGE中的微观经济模块给出，同时满足宏观约束。结论是，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的变化能同时改变等式的左右；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汇率变动能改变等式的左右。换言之，汇率和结构性因素都能（同时）对顺差起作用，而且CGE可以将这些作用量化。

　　 影响贸易顺差的五大因素

　　 我们用动态CGE模型，定量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医疗改革等对我国贸易平衡在未来10年内的影响。选择这五项冲击的主要理由是，这些变化或改革是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结构调整因素，而且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因素通过如下机制在CGE模型的框架内影响贸易顺差。

　　 我们先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在一般条件下，汇率升值增加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从而抑制国外的需求，导致出口下降。同时，由于汇率升值，按人民币计价的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从而提升进口需求。因此，贸易顺差会下降。当然，一般均衡模型中有许多反馈机制，会影响汇率对名义和实际进、出口的作用的大小。

　　 人口老龄化会减少贸易顺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老人人口的上升和老人占全部人口比重的上升，以及劳动人口和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下降。老人占全部人口比率的上升会导致社会平均储蓄率的下降，使国内消费需求上升。同时，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会导致工资的上升，使国内供给水平下降。供求之间的相对变化导致国内价格的上升，从而降低出口的竞争力。同时，进口因替代效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

　　 养老金改革和医疗改革也将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如果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体系，用于提高养老金的覆盖率和永久性地提高支付标准，那么由于养老金的支付标准提高，增加了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就会上升。另外，根据人口生命周期理论，如果预期养老金收入增加，年轻人的养老目的储蓄会因此下降，其消费也会因此上升。消费上升进而推高国内物价，从而降低出口竞争力。消费上升同时会增加进口。所以，养老金改革会减少贸易顺差。类似地，如果政府提高财政对医疗的支出，减少居民对医疗的实际支出，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导致消费的上升。因此，医疗改革会减少贸易顺差。

　　 资源税改革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比较复杂。资源税改革指对生产资源性产品的行业（如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力、钢铁、有色等行业）增加税收，以达到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抑制过度消费资源的目的。与基线情形相比，提高资源税，会降低资源性行业的产出，产出的下降会导致就业和工资下降。由于中国的出口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的相对下降会提升其出口竞争力。同时，提高资源税导致的国内资源价格的上升会进而导致更多的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因此，提高贸易资源税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在汇率稳步升值（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和其他结构性变化及改革同时发生的情况下，10年之内（即到202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使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的自然进程对未来10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占全部顺差降幅的59%。年均3%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10年累计35%）将降低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约1.4个百分点，影响为全部顺差降幅的20%。养老金改革（将8万亿国有资产转移到社保）可以在10年内降低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约0.7个百分点，影响占全部顺差降幅的10%。资源价格改革单独实施，将导致顺差的进一步扩大，但如果将其导致的财政收入的增加用于支持医疗改革，则综合效果将导致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约0.7个百分点，影响占全部顺差降幅的11%。在这一模拟情景下，所有因素对顺差的总体影响为十年内减少贸易顺差占GDP比重6.7个百分点，贸易平衡在2016年可能开始成为逆差；假定收益与经常转移差额占GDP的比重不变，则到2018年中国的经常项目也会达到基本平衡。

　　 贸易顺差分析的政策含义

　　 首先，中国可以对国际社会承诺将经常性顺差控制在4%的GDP以内，但不应承诺完全消除顺差。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12年或2013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很可能降低到GDP的4%以内，因此这是一个不难实现的目标，但作此承诺却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外，作此承诺可以对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改革构成有益的动力和压力。但是，承诺完全消除顺差则风险过大，因为国际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等不确定因素是中国所难以掌控的。

　　 其次，加大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改革的力度。如果将价值约8万亿元的有流动性的国有资产（相当于目前中央级地方国资委系统所持有的上市的国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划拨到社保体系，支持养老金改革和农村养老金覆盖率的提高，就能可持续地提高养老金支付标准，从而明显降低居民的储蓄率和提高其消费率。

　　 再次，资源价格改革未必像一些学者想象的能减少贸易顺差，但如果将提高资源税带来额外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收入分配改革（如提高财政对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就能在不影响总体财政平衡的条件下帮助减小贸易顺差。

　　 最后，如果中国生产率的增长率像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一样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放缓，则中国在2016年以后就可能出现贸易逆差，此后几年还有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明显的逆差会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影响宏观稳定。为避免中长期出现大规模贸易和经常性逆差，应调整政策来保持生产率的增长，尤其是应该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研究与开发、支持真正提高创新能力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