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断层线

　　

　　“断层线”，原本是个地质学概念，指的是“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而形成的断裂”。挤压和冲撞压力越大，岩层承受的拉伸或挤压力越可能超出可容极限，进而发生地震。现代科学可以通过对断层线的观测分析，判断预测地震。这本书用地震、“断层线”两个概念，分别指代金融危机，以及长期累积、造成危机的社会经济问题。

　　该书作者拉古拉迈·拉詹，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明确提出风险警告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但当时掌控全球金融权力的政治家、银行家、其他名气更大的经济学家们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嘲笑拉詹，给他起了个外号“厄运预言博士”。

　　拉詹写作并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乘胜追击”，充分发挥“预言”正确的价值效应，详细阐释金融危机成因，进而劝说美国当局和华尔街接受他有关金融监管等一系列观点。

　　三类“断层线”

　　应该说，拉詹在这本书中划分的三类“断层线”，即金融危机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问题，还是大致准确的。首先，近几十年来，美国人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严重恶化，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总收入占当年该国国民总收入的8 .9%，但30年后的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3 .5%；简而言之，美国平民变得更穷。在此方面，拉詹还进一步强调，美国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等级的民众接受教育的情况也呈逐渐明朗的分化趋势。可以说，教育不平等既是收入流动性减缓的原因，又反过来弱化了收入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

　　面对越来越穷的平民和中产阶级，美国许多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票，向银行和住房金融机构施压，要求放松住房信贷；对应的，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手法繁复的资产证券化手段梳理下，高风险的住房贷款可以打包组合成债券出售，这被理解为风险的合理转移。由此，美国官方与金融机构一拍即合，有意放松了住房信贷及其监管，风险便悄然累积了起来。这就是第一类“断层线”。

　　第二类“断层线”来源于贸易失衡。拉詹在书中，谈到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依赖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行业所积累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三类“断层线”则产生于金融行业本身。第二类“断层线”造成中国等国拥有大量过剩资金，这些资金流入美国，购买第一类“断层线”形成的“金融成果”：次级债券等低质量证券。拉詹认为，缺乏警惕性的外国投资者过于天真地相信了美国的公平交易体系，却没有想到，他们过多资金的流入，使得这一体系已经被腐蚀，价格变得极其不真实。至此，三类“断层线”的结果叠加起来，已经构成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条件。

　　贫富差距为何拉大

　　需要指出的是，拉詹在书中虽然阐述了大致准确的“断层线”，却对导致“断层线”形成的“挤压或冲撞压力”的解释却均出现了明显偏差。

　　关于第一类“断层线”，简言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形成了放松金融业务标准及监管的政治压力。那么，近几十年来，为什么美国等国家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向上层加速聚集、中产阶级沉沦、低收入阶层失去自救可能等问题？书中回避了此问题的主要原因，而是设法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次要原因上：技术进步和美国同期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劳动力知识水平要求发生改变，但美国的教育和人才体制未进行同步进化，尤其是中产阶级及以下阶层家庭的子女，入读大学的比率逐年下降，因而这些人更难改变处境，难以实现社会流动。

　　实际上，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来源于美国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面的向右转，美国在自由 放 任 政 策 方 向 走 得 越 远 越 为 彻底———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确定的对富人阶层征收的高税率，到了里根执政及以后已经大大缩水，减税现今已成为政治人物讨好富人阶层的最佳竞选政纲；美国的工会体制力量遭到了很大削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范围越来越窄、水平越来越低(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权、受优质教 育 的 机 会 受 影 响 ， 也 与 此 有关)……拉詹的芝加哥大学教职背景，决定了他很难认识到上述因素对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影响。

　　贸易失衡的源头在哪里

　　贸易失衡的现实，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去工业化”、中国等后发国家确立出口导向型增长并长期维持这一固定模式有关，这是常识。拉詹在书中主要谈及了后发国家(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对日本、中国等国建立的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进行了利弊分析。

　　那为什么前者会“去工业化”、后者要建立并维持该模式呢？拉詹很巧妙的回避了这方面的追根溯源。后者(后发国家)可以分为两类，1970年代及其后启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国家，比如中国，很显然是受到了日本、西德等已腾飞国家模式的激励，并采纳了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学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

　　再往前，二战后一开始对接全球化贸易体系、发展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国家，其政策选择也是美国及其主导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影响下作出的，同样由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学府或相关基金会组织派出的经济学家、政策顾问指导发展———这后一类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发展失败，陷入拉美化的发展窘境，唯独被纳入美国战略支持体系的少数几个国家，比如日本，才完成了经济起飞。

　　诱发次贷危机的责任该归谁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书中强调了美联储等美国监管当局过去一些年里，在利率政策、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判断错误。这其实是老生常谈，2001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自由市场的坠落》中有过针对性的批评。斯蒂格利茨指出，将危机诱因归结为监管部门(美联储或其他国家的央行、财政部)维持了太久的低利率，这种解释显得莫名其妙：低成本的资金如果利用得好，用于支持新技术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宏观经济和银行都能藉此获益；银行有了低成本的资金，政府监管也不断减缓，理应创造比严格监管环境下更好的业绩、更多的利润，怎么能倒打一耙呢？

　　如前述，拉詹还谈到了美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对垃圾证券及其评级的迷信，“一些官僚化的养老基金和外国银行并不在意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只要该产品承诺较高的收益并且拥有A A A评级”。他又不得不说，“这并不是说私人部门(投行、信用评级机构、住房贷款发放机构等金融机构)没有可指责之处，而是说持有大量资金但对价格和风险并不敏感的投资者和具有高度进取心的私人金 融 部 门 的 结 合 存 在 着 大 量 的 风险”，言外之意，风险与危机的造成，都是自然而然的，在“私人金融部门”手中出现的违约责任似乎就需要由投资者共同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