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需要公平的起点

　　 中国农业大学今年第一次出现了农村生源低于30%的现象，新生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仅为28.26%。在其他知名的一本大学，也明显存在农村户籍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比如今年清华大学新生农村生源占比仅约1/7，而全国城市化只有1/2。

　　 这不是突然出现的事物，而是一个渐进生长的失衡过程，它既是一个系统性公平制度丧失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产生某种异化的结果。传统时代中国人对社会好坏的评价标准是公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早在帝制时代，通过科举入仕是读书人唯一的上升渠道，并得到了不同朝代对于过程公正的捍卫。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恢复高考之后，公平的录取与分配政策，也鼓励了农村学生通过高考或者中专考试获得改变户籍身份的机会，而且由于他们更加刻苦而具有优势。

　　 现在一切因市场化发生了改变，市场化不断推进，很多公共领域的制度束缚淡化， 从而产生了一些权力滥用与公共服务商品化。因为一些领域缺乏公共监督，很多不公平的事物并未得到纠正。在有关孩子未来的问题上，那些拥有权力资源或资本的家庭拥有了优势，而教育体制的产业化特征也为这种不公提供了舞台。在这种体制环境中，农村学生拥有天然的劣势。

　　 在升学阶段，重点高中几乎都在城市，仅仅靠天资聪明与刻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学生能否成功还要看后天的培训，比如参加更多的补习班以及进入资源雄厚的重点中学等，而这种培养需要财富支持，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大部分无法支付这种竞争成本。而造成由成本决定教育结果的原因在于，教育是填鸭式的，需要各种外部的强化训练，而并不是完全自发的学习。在就业阶段，那些有家庭背景的学生，即使毕业于较差的学校也有可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在一些地区的垄断行业、事业单位甚至公务员招聘，近年来“萝卜招聘”大为流行。

　　 中国孩子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家庭地位决定，这就是残酷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与代际分化日趋明显，贫富鸿沟越来越深。与中国传统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不同，在当前这个时代，很多人信仰“胜者为王”的法则。这种社会价值正在酝酿危机，因为当底层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整个社会流动趋于停滞会令社会产生一定“断裂”。

　　 无须讳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拥有资本确实具有优势，通常在那些相关制度相对公平的国家，富人的后代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也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教育结果具有成本差异。但是，这种优势不是依靠权力来获得和使用。在中国，公共教育汇集资源成立重点名校，人为制造教育的不平等。而在就业方面，不管是面向市场还是体制，都倾向于那些有关系网络的家庭。孩子的命运单单依靠家庭的能量决定，这其中蕴含着很大不公。在英国、埃及，也正是一些底层年青人制造了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