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选择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湖北长阳

　　撤，还是留？这是一个问题。湖北省长阳县的黄柏山民族小学，正陷于两难的困境。

　　到上个学期，这所学校仅剩29名学生和5名教师。学前班和一年级已招不到学生，现有的生源还在不断流失。新学期开始前，田振生校长对学生人数进行摸底，他发现，除9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新学期学生总数将不会超过8个”。

　　于是，关于民族小学将被撤并到30多公里外镇中心小学的消息，在家长中间传开来。

　　二年级学生刘红颜和四年级学生田雪贝的家长们为此很犯愁。翻越高山绝壁，他们才得以让孩子进入这所亦深居高山之中的民族小学，但一旦并校后，横在上学路上的“高额生活费”这座大山，可能是他们难以翻越的又一座大山。

　　在乡村撤点并校大潮的席卷下，黄柏山民族小学是原黄柏山乡仅存的一所小学。

　　迢迢上学路

　　8月23日，在民族小学简陋的教师宿舍里，8岁的刘红颜打开电视，饶有兴致地看起“喜羊羊与灰太狼”。她的母亲，患有高血压的朱光朋，正和着白开水吞下了几粒药片。

　　朱光朋是陪读的家长。他们的家位于高山里的对舞溪村八组，与民族小学的距离在10公里以上—因为原有的学校、教学点在全国近年来调整教育布局、撤点并校的背景下，被大量撤并，这已是最近的学校。为照顾孩子起居，民族小学二十多个学生里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家长，住到学校附近陪读。

　　刘红颜有一个20岁的哥哥刘会青，现在是湖北宜昌的一名厨师。朱光朋依然记得大儿子上学的情景。

　　刘会青上小学时，他们所在的猫儿冲村三组还未并到对舞溪村，最近的猫儿冲小学离家两公里。刘会青早上上学时带上中午吃的盒饭，傍晚放学再回家。

　　田振生校长介绍，上世纪“普九”期间，乡村里兴起办学校热潮，各村几乎都有“初小”或教学点，设立学前班和一到四年级，若干个村再联办“高小”，设五、六年级，完全小学则属乡办。2000年前，据田振生统计，当时黄柏山乡的所有学校加上教学点，有三十多所，其中，完全小学3所。

　　猫儿冲小学是村办“初小”。上五年级时，刘会青转到更远的黄柏山民族小学，开始寄读生涯，自己淘米下饭。大山里公路不通，来回全靠步行。朱光朋说：“走到学校要3个多小时，来回耗上一天，山路都崖边上。冬天积雪半米厚，山路更难走，得穿带钉子的胶靴。”

　　上中学时，黄柏山乡已并入清江对岸的资丘镇，唯一的黄柏山民族中学也并到资丘中学。放大假时，刘会青常常赶不上从资丘到黄柏山每天仅有一趟的巴士，只得和三两同学结伴抄山路到渡口坐轮渡过江，再接着走山路。“回家得一天，常常走得筋疲力尽。”朱光朋很是心疼。

　　回校时，朱光朋要在半夜起床，打着手电筒摸黑爬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将刘会青送到通车的公路上，赶六点多的巴士。

　　民族中学并到资丘中学后，民族小学搬进中学的教学楼里，原先能够容纳数百人的校园显得空荡寂寥。校方将空置的教师宿舍和学生宿舍免费提供给家长居住，家长只需交电费即可。

　　四年级学生田雪贝由年过六旬的爷爷奶奶抚养，父母离异多年并已在外地重新组建家庭。为孙女上学方便，田雪贝的爷爷田科元，四年前在学校附近以两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栋农房，举家从黄柏山村搬到这里，靠种地、喂猪、打零工营生。

　　被“托管”的孩子

　　刘红颜在一年级时有两个同年级的同学，升二年级时，这两名同学都转去资丘小学，刘红颜成为二年级仅有的一个学生。

　　撤点并校之后，“就近入学”已不再是一条严格规定，大量偏远村子里的孩子被送到镇上的小学。资丘镇的资丘小学和白沙坪小学因学校容量有限，尚未对学生开放住宿，因此催生了学校周边的“托管”市场。托管所为孩子提供食宿，并照顾孩子起居，每个孩子一个月的托管费在300元以上。

　　田振生说：“留在民族小学的学生多是家里比较贫困的，如今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家庭条件稍好的，都宁愿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县城里师资力量更为优厚的学校。”

　　在资丘小学附近不到50米范围的街上，有着6家打着大幅招牌的托管所，其中“世芳托管园”就在资丘小学街对面。托管园的女主人叫世芳，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托管园源起于她最初的“陪读”，已创办6年。

　　世芳家在清江对岸偏远的黄柏山上。现在已上高中的大女儿原先上的猫儿冲小学被撤并，女儿上四年级时，世芳将她送到镇上的白沙坪小学，寄居在姨妈家中。世芳自己夫妇俩则远赴北京打工。

　　尽管有些外出打工的家长将孩子带在身边，但世芳说：“在北京打工挣不了多少钱，消费高，供不起孩子在北京读书生活。”因为希望孩子能照顾得到，儿子上幼儿园时，世芳回到资丘，在资丘幼儿园附近以每年3000元的价格租房陪读。

　　邻居知道世芳在镇上陪读，也都把自家孩子送到镇上上学，并托给她照顾，一个月给200元的托管费。世芳陪读的第一年，总共有八九个邻居的孩子托给了她。

　　后来，托管的这些孩子也将自己的兄弟姐妹或亲戚的孩子介绍了进来，越来越多偏远山村的孩子，聚集到世芳这里。

　　2008年，世芳特地租下资丘小学街对面民房的一楼和二楼，办起正式的托管园。如今，托管的孩子已有二十多个，最小的来自火烧坪乡，才3岁；托管费上升为每个月350元。

　　这些孩子来上学只要带上换洗衣服，食宿均由托管园提供。托管园里的男女生宿舍和卫生间都分开，还有专门的活动室。世芳还以一千多元的月薪雇了一名中专毕业生，在夜间到托管园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世芳说：“很多孩子的家长在外面打工，家里爷爷婆婆年级比较大没法接送的话，孩子就半年全托在这里。”

　　撤与留

　　田振生校长称，民族小学80%以上的贫困生每学期能拿到300-500元不等的补助。若并校后，不是寄读生，则享受不到这些补助。

　　长阳是出了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每个月至少三百多元的托管费，再加上交通费等，对于像刘红颜和田雪贝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供不起的数目。另外，去资丘上学路远且要过江，年幼的孩子让家长放心不下，他们只能盼着民族小学能继续办下去。

　　50岁的田振生，2002年进入黄柏山民族小学执教。因为出生率的降低和生源的流失，在这10年里，他看到学生人数逐渐从原先的三位数降到两位数，再到接下来的个位数。

　　8月23日，田振生对时代周报记者称，暂未收到任何关于将要撤并民族小学的通知和文件。

　　资丘中心小学的领导曾对田振生承诺：“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就会安排老师。”

　　原则上，政府会按照学生人头来拨经费，但为了民族小学的正常营运，在过去几年里，当地教育局也都超标准给民族小学拨款。田振生说：“到上学期末，学校的账户上还有两万多元的剩余。”

　　民族小学现有的5位老师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最年轻的也已34岁。“年轻的优秀老师不愿到大山里来，作为年轻人，广州和长阳，你会选择哪个？”田振生叹气。

　　田振生一方面希望并校能使山里的孩子享受到更加公平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看到因并校而导致穷孩子上学更加困难的局面。因此，他对于民族小学是撤还是留的态度有点矛盾。

　　“顺其自然吧。”田校长有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