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底线

　　呼吁商业文明捍卫底线，虽然无奈，却不可回避，底线正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市场体系的基石，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

　　文│特约记者 何伊凡 袁建胜

　　底线如同底裤，必不可少，但又不能时时拿出来展示。当底线成为一个话题，也就意味着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它已经“内衣外穿”，它已经千疮百孔，它已经“底线不底”，而成为跳起来也摸不到的天花板。

　　不信？试看之。

　　近年来，每个中国人似乎正在成为化学家，每日都在实践中学习三聚氰胺、重金属、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一滴香的分子式。食品安全本来是底线，营养、美味才是竞争力，如今“安全”反而成了第一竞争力，药房都开始卖无公害大米。

　　根据2010年修订的乳业标准，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每100克含2.95克，下降到2.8克，此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3克以上，与此同时，每毫升牛奶中菌落总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低，一系列恶性事件之后，“底线”不升反降。

　　居民以自焚来维护陋室，工人宁可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也不愿意面对轰鸣的机器，矿工需要开胸验肺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得了职业病，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堂而皇之地抢夺超生婴儿，卖到海外，名曰“弃婴⋯⋯

　　现实比小说更魔幻，底线几近成为一种装饰——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用来一次次突破。

　　与此同时，“腾飞”是描述中国经济最常用的词汇，不用罗列那些辉煌的数字，只要持续地观察一座城市、一个小镇、一个村庄就能感触到渴望“腾飞”的巨大能量。鄂尔多斯，一座以资源产业为主的北方小城人均GDP号称要超越香港；距离海岸线2000公里的内陆重庆，一夜之间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让各种动乱阻断，最近三十年来和平岁月才维持了基本健康的秩序，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富的地壳运动，更成为中国深度改革难得的时间窗口。世界经济在2007年年末发生强烈转向，全球都在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然而，各种不断突破底线的行为却成为转型中国难以绕过的恶礁险滩，利益遭到剥夺的痛苦遮蔽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市场逻辑出现了倒退，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如影随形。

　　时至今日，变革已只能进不能退，否则将重温一百年中曾屡次发生的噩梦。如何在机会主义与长远目标中取得平衡？如何驾驭空前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告别血祭？这注定是个痛苦而撕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呼吁商业文明捍卫底线，虽然无奈，却不可回避，底线正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市场体系的基石，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

　　2011年7月1日，200名中国企业家赶赴日本，聆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稻盛和夫在盛会上说，日本目前政治混乱，经济低迷，困难重重。企业该怎么办？概括起来就是贯彻正道。行正道者必遇困厄，无论身处何等艰难境地，无论事之成败，身之生死，志不稍移。

　　贯彻正道，志不稍移，就是坚持底线。稻盛的经历证明，洪流滚滚，历史交替，唯有能坚持底线者，才能笑到最后。

　　无底线者无敌？

　　“底线”之所以脆弱不堪，是因为有人摸索出了一条可悲的规则：不遵守底线带来的暴利，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惩罚，也大于遵守底线获得的收益。有这种鼓励“破坏性”发展的生产力，必然会创造出适应它的各种生产关系。

　　王石，这个著名的不行贿者，因为坚持底线显得像个异类。

　　在某次会议上，一位发言的企业家针对王石的“不行贿”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音未落，台下300多位听众掌声雷动。以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和万科的地位，“不行贿”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当年因为不行贿，万科拿不到市中心的好位置，只能开发郊区附加值低的地块，对于一家刚刚起步的房地产企业意味着什么？

　　马云在评点中国在美企业遭遇诚信危机，频频被狙击时说：这些犯事的中国企业，他们缺的肯定不是对法则的理解，而是对法则的不尊重，缺的是对社会、客户、员工和股东的感恩，缺的是对未来、大众和事实的敬畏。

　　这半年来，马云其实过得不太平。先是阿里巴巴网站上爆出多宗有组织的诈骗事件，逾2000名卖家涉嫌利用假身份等诈骗海外买家，马云因此挥泪“斩卫哲”，不久后，因为支付宝股权转让事件，他被批缺乏契约精神。

　　对于这些事件，外界更愿意相信“斩卫哲”的背后是内部权力之争，而支付宝股权转移不过是马云为收回控制权早就布下的一粒棋子。真相虽然扑朔迷离，但阴谋论永远更能够为人所接受。原因之一是，欺诈顾客，或者采取VIE(协议控制)的方式绕过监管，在业内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似乎用不着像马云一样大动干戈。

　　令人齿寒的是，突破底线成为某种“共识”，合理的存在于每一角落，这意味着商业生态的恶化。

　　中国煤矿矿难爆发之频，死亡率之高，在全球名列前茅，用一位陕西渭南矿主的话说：“挖过煤后，连贩毒都不想干了。”一口投资几十万元的黑井，一年下来至少能挣1000万元，即使给上面人“塞俩钱儿”也比合法矿井利润高得多。即使死了人，私下给家属四五十万元的补偿，也就摆平了。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锡武算了一笔账。他在原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的一家重点污染企业调研时发现，2005年该企业应当缴纳排污费116万元(实际上只交了36万元)，加上环保部门对其罚款4万元，这家企业一年违法排污总成本为120万元，违法100年也不过1.2亿元，而这家企业如果环保要达标，至少需要投入1亿多元。违法成本与守法成本竟有天壤之别，这导致污染企业“宁愿认罚不治污”成为普遍现象。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2004-2009年间，IBM在中国至少发生了114起违规案，包括向官员提供海外旅游、娱乐和不恰当礼品等行为。跨国企业在华贿赂并非IBM一家，沃尔玛、朗迅、德普医疗、西门子等跨国公司都曾曝出过“贿赂门”。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开发空间和最丰厚的利润，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跨国集团认为值得冒风险，放手一搏。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百度曾因搜索竞价排名传播虚假信息事件饱受质疑，其利用商业行为嫁接入用户的正常搜索结果，并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使用户运用某些关键词搜索出的自然搜索结果最前数条均是其竞价排名的广告内容，甚至有可能第一屏全部是广告而没有正常搜索结果，其曾涉嫌收取300万元保护费屏蔽三鹿奶粉负面新闻，在“治疗性病”、“癌症”等关键词方面曾误导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不过，让百度放弃以竞价排名为核心的网络营销殊为不易，其早期高速发展主要是基于这种模式。

　　当矿难、污染、行贿、虚假信息竞价排名可以获得暴利，全行业的守法成本也就毫无悬念地提高了，正规经营，不越过雷池一步，也就意味着更低的利润率、更少的市场机会，最终会劣币驱逐良币。

　　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即使对像王石、马云、柳传志这样的商界领袖来说，坚持底线都是“艰难的决定”，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不择手段往往是生存压力。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道德的血液”也就迅速流失，“赢”成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至于如何“赢”的手段也就并不重要。正如某位西太平洋大学的某位博士所言：“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将中国的商业文化概括为领袖兵法、历史权谋、商业丛林战三大法宝接合而成的大拼盘。不顾底线的商业文化造成了三个恶劣后果，首先是制造出市场的“权贵阶层”，压制最有活力的市场新生力量。其次是野蛮的、三聚氰胺式的经营手段激起强烈的社会不满，并将之引向归咎于市场“过度自由”，重新给予权力介入的口实和理由。最危险的一点是，市场经济规则和契约的基本底线被攻破，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陷入崩溃的境地之中。

　　“很多中国商人把价值观、道德不当成底线，而当成一场智力游戏，足够‘聪明’的人总是在这场低风险、高收益的游戏中赚得钵满盆满”。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如此形容。

　　谁来扮演“守夜人”

　　在商业世界中，底线不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种市场概念，市场主体是否尊重底线，取决于三种成本的动态博弈。

　　第一种是时间成本。如果用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成本，则底线的成本可能符合这样一条曲线，一开始的时候，遵守底线会造成企业成本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会越来越低。

　　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沿街乞讨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来到日升昌总号，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汇票，让柜上兑换银子，数额为12000两之巨。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经营皮毛生意，同治七年收拾余款在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款12000两银子后，将汇票缝在衣服里起程回家，不料途中急病身亡。妻子失去了生活依靠，贫病交加，不得已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时隔三十年之后，老太太翻晒丈夫留下的夹袄，摸到汇票，便抱着前来兑换现银。

　　当时并无金融监管，信息管理技术也谈不上，日升昌当然有足够理由不兑换这张汇票，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当年晋商将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视为底线，所谓“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这一底线坚守数十年，所费虽巨，终于为晋商赢得了最宝贵的信誉，日升昌也因此控制了大清帝国金融流通，如梁启超所言“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第二种是规模成本。即使在同一行业，底线并非整齐划一，市场主体越庞大，其底线也应该比同行更高，突破底线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

　　2011年3月15日，经中央电视台“3·15栏目”曝光，双汇子公司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生猪，不到半个月内，双汇市值蒸发103亿；每天影响销售15个亿，全年预计增加检测费3个多亿，总损失不会少于120多亿。而其多年建立的商誉，几乎也遭到没顶打击，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瘦肉精在生猪养殖业中普遍偷偷使用，而且已经延续多年，板子为何打在双汇身上就格外沉重，双汇既冤枉，也不冤枉。大企业有大责任，虽无明文规定，公众对它的要求，与小肉贩自然不同。

　　玖龙纸业曾陷入“血汗门”，富士康曾陷入“跳楼门”，两次危机都与员工待遇有关，企业一时都遭受沉重打击。平心而论，玖龙纸业与富士康都算不上是血汗工厂，在珠三角，待遇也在上中之列。但其是行业龙头，外界对其所要求的底线，与小作坊不同，不能仅仅是准时发放工资，而是也要关注工人的心理健康等等。

　　第三种是产权成本。没有明确的产权，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责任，很容易进入“无主公地”状态，而在“无主公地”上放牧，任何人都不需要底线。一个人要逃避责任的最好方法就是说自己对所有人负责，这样等于对谁也都没有责任。因此，产权越明晰，产权人的预期越确定，底线也就越清楚。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农村的时候，过去集体种了很多树，每年都搞绿化，因为上边有任务，但这树总是长不好、长不大，或者让人偷着砍了，或者让人放羊给啃了。后来村委会决定把树分给大家，第二天一看，很多小树又被砍了。于是第二天召开社员大会，说树又全部归公，砍了就犯法，以后几年，也没有控制住砍树的行为。

　　对村委会来说，不能砍树是底线，但是树成了社员的，为什么他还要砍？因为社员有自己的预期，他知道今天不砍，明天树就可能被收走，果然，后来树还是被收走了，预期也就被充分证明——以后村委会每分一次树，社员也就可能再砍一次树。对村委会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树分下去，爱砍你就砍，但是生产队就是不收回来，过几年，没有砍树的人就能赚大钱，砍了的人肯定后悔，然后大家又都开始种树，集体的底线也就自然保住了。

　　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况，实际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往往能看到这些模式并不一定正确，例如严守底线的企业，很可能活不到明天；而大企业因为树大根深，往往违法成本更低等等，这是因为在三种成本之外，还需要有“守夜人”的角色，如果这个角色扭曲，市场主体自然也会产生感应。

　　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政府介入应该越少越好，市场是看不见的，政府最多是一个守夜人，做最低等的事情：定义产权、执行法律、维持秩序、鼓励竞争。但这个思路也有其局限性，理论上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事实上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存在和干预都远远超过了“守夜人”的角色，政府的手段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但是政府通常并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预期一样，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按照国际上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认为政府也会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财政部有财政部的利益，人民银行有人民银行的利益，发改委有发改委的利益，它们的背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利益。它们对于底线的管制和把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种复杂利益的驱动，而许多私权力，正是隐藏在公权背后发挥作用。

　　2010年11月，时任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的王银峰与某地产开发商的一段对话录音曝光，王银峰以妨碍区委办公大楼的风水为由，直接要求该地产开发商的一个合法项目停工。这是权力突破法律底线，直接干涉企业经营的典型例证。

　　周其仁在点评中国改革三十年历程时曾指出：虽然经过了三十年，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彻底完成，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还过分依赖“权力经济”。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公权力处于暧昧模糊的状态，也就成为底线的最大破坏者。跨国公司一直对行贿的指责心怀不满，“在中国，你不贿赂根本就拿不到订单。”在朗讯及德普贿赂案被曝光后，当事人均如是说。尤其当他们的客户集中在大型国企或其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领域，例如基建、银行、保险、电信、钢铁、航空、汽车、石油等时，这种说法虽然无奈，也是实情。

　　从1995年到2007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三者之中只有政府收入远高于GDP。2005年对国资流失的讨伐达到顶峰，中国股市也几近崩盘，资本市场成为权贵圈钱的围场，自此才启动股改，换来对普通投资者的对价补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经济更是空前膨胀，央企成为资金、技术、人才的资源汇聚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正在衰落，其强势政府的兴起，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不仅国有企业在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也对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干预。

　　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守夜人”还是公众，所看到的企业底线，往往是一把失去准星的尺子，三种成本对底线的影响远远不如行政之手。

　　底线坐标系

　　每当谈到中国商界的底线，难免会将其放到一个坐标系中，中轴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伦理，横轴是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当国人心羡西方文明，或者发思古之幽时，也不要忘记，围绕着底线的挣扎是亘古以来就有的古老命题，没有哪一种文明天生就具备高尚的品质。

　　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一部由海盗、战争、饥荒等写成的历史，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萌芽，构成其企业家底线的主要是两个要素：信仰与契约精神。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第一个提出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价值观，对商业伦理和公司对社会责任的学者，都不会错过对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杰出企业家的研究，他们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巅峰时代，多数都追求双重目标：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些创建于150年前的公司，很多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而他们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和公益信托机构，今天仍然在不断提升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一个贪婪的时代，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它的商业精神直到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

　　《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伊恩·布兰德尼曾研究了十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企业家的经历，发现两种信仰体系，即政治和宗教的信仰，对他们的商业和慈善事业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们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激励。这10人中的9人，都卷入了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党。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代表了自由贸易、自助，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和国际性友好合作，慷慨和宽容以及社会的根本变革。它强调这一切应该由公共政府来实施，但也依靠个别人和社会自发的、主动的行动，强调那些拥有财富之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宗教是这些企业家生命中最主要的支配力量。他们不一定信奉国教，有的是公理会信徒，有的来自神论教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做事有条理、有规律；生活节俭，在工作上不懈努力和自我提升，在生活上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

　　对美国镀金时代的企业家而言，宗教同样是他们商业和慈善的推动力量。19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是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都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有“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其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

　　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

　　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它同时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同时，宪法也鼓励这种正向的价值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运动，正是经历了三次社会变革，美国树立了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守住了社会价值观的底线。

　　“美国人从小就在受这样的教育：明确的责任、义务及法律的不可侵犯性，这是法制社会的基础。”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高级讲师Lena G·Goldberg女士在接受《绿公司》采访时说：“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美国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当然，任何法律不能彻底消除突破底线的行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来辨别和界定那些法律无法到达的灰色地带，确定这些行为是否合理，并制定新的法律。”这期间的复杂过程，已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叙述。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缺乏信仰约束的基础，但是，它也有一套维护“底线”的严密原则。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分析，在中国，儒家构建的信用解决方案是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文化价值体系，其基础社会单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也就是说，儒家秩序的“硬性”基础是自然的血缘关系和家庭，“软性”基础是“三纲五常”价值体系。

　　儒家文化的宗旨是通过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金融交易或说经济互助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任何成员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所谓“孝道”的意义亦即如此，通过强化对后代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家庭、家族成为大家都能信得过的金融、物质与情感交易中心。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解释，在外部市场还不存在或不发达的境况下，跟陌生人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交易，交易成本会太高，“失信”会太频繁。而如果在家族成员间做交易，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体系下，违约风险小，交易成本自然低。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约束力体现在每一个阶层，即使是“天子”和“官员”，如果突破这条底线，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权力重新分配。作为道德式的自我约束，信誉和信任也是中国古代商人的主动选择，在没有明晰的法律条文和有效监管之下，失去诚信就是失去生存的底线。这一点，在前文提到的晋商中，体现得最是充分。

　　但是，正如陈志武教授所分析，儒家文化的主导也使得中国没有形成支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治架构，因为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而儒家文化下相对于家族而言的外部市场难以有发展的机会。进一步而言，由于陌生人间的市场交易、利益交换机会有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没机会摸索发展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外部制度架构，所以中国历来有详细的家法宗法，而缺少国家层面的民法内容。

　　与此同时，推动中国历史上利益分配方案变化的，决定除了儒家文化这条“温情脉脉”的显规则外，还有一条以暴力和权力为基础的潜规则。学者吴思将之定为“血酬定律”。简单而言，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权力最大者说了算。

　　这就使得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帝国对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渐趋缓和，但为了发展和自卫，工商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而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也从未超出牧人对羊群的范畴，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和羊皮。

　　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中国工商资本，“底线”并非一个必然要素，相反，因为坚持底线，往往可能付出额外的代价。盛宣怀、胡雪岩、虞洽卿等人的传记在中国大热，正是因为他们在政商关系上的乖巧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可以学习的样本。

　　这种文化下培植起来的企业家，“底线”就是如何在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之间走得更安全。如果不能刮骨疗毒，“底线”在中国商界将永远是一个伪命题。

　　超越底线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以维护底线为目标，中国企业家只能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关于“底线”的讨论，实际上是如何构筑中国新商业文明中的一环。

　　限制权力的边界，树立起法律应有的尊严，让法律成为最有力的底线，在社会成员的心中建立规则观念，以挤出权谋之术的泛滥。

　　现代社会，权力的边界就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底线，这一边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才能被证实其有效性。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法律早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需求，如果政府权力的施行失去法律的约束与限制，必然会侵害个人与企业的利益，侵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政府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司法独立，淡化人治色彩，限制自己的权力，成为‘有限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公信力，守住法律这条底线，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完成。”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接受《绿公司》采访时说。

　　公权力应该加强监管的，应该是那些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例如环境污染，最近中海油因为漏油事故，污染了渤海湾840平方公里的海域。但在此前的通报会上，国家海洋局将油井作业者康菲石油公司列为责任人，并表示中海油是否承担责任，要看双方的合同内容。

　　发生漏油事故的蓬莱19-3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中海油拥有油田51%的权益，康菲公司拥有49%权益，后者担任作业者，负责油田的开发生产作业管理。中海油是拥有过半股权的合作方，为何无须承担责任？对此，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解释说，依据惯例，海上原油泄漏事故的作业方是直接责任者。

　　2010年4月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尽管英国BP石油公司不是作业方，也对一些作业公司提出了诉讼赔偿，但其自身也损失惨重，并设立200亿美元基金用于赔偿附近民众。

　　在之前的发展思路中，企业造成的公众利益损害，所形成的成本往往没有内部化，而是由社会承担，或者虽有赔偿，与损失相比却也是九牛一毛，监管方面只有明确突破底线者的埋单责任，才能将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

　　人人皆是环境，在这场变革中，企业家何为？

　　2009年，稻盛和夫到清华大学演讲，有人问道：“企业应该学习杰克·韦尔奇式的美国经营之道还是日本的管理哲学？”稻盛提出，美国有先进的管理科学，这些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而管理哲学和思想还是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

　　“敬天爱人”是稻盛和夫根本经营之道，其源头来自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西乡隆盛，而西乡隆盛是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敬天爱人”，是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底线。

　　创立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经历，稻盛和夫已经向中国企业证明：“敬天爱人”并非是虚无飘渺的道德要求，而是创造价值的可行路径。

　　“企业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谋取利润上，这是经营之‘术’的层面，如今需要回到原点，进行经营之“道”的思考，重新树立‘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企业要想得到发展，首先要认清一个重要问题：你做的事对社会有没有意义？”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在接受《绿公司》记者采访时说。

　　重构底线，不仅需要道，还要寓道于术，一些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也开始探讨如何建立现实环境下的中国“新教伦理”。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曾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他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要摆脱原罪束缚，首先企业家内心要摆脱禁锢，正视问题、依法经营、守正出奇：“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商人精神，同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叶檀就此评价，中国企业家开始重视自身新教伦理的问题，说明市场文化资源开始成为本土重要文化资源之一，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建立新教伦理不只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是全体国民的大事。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注定荆棘丛生，每走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与高昂的成本。

　　时代呼吁中国出现稻盛这样有大格局的企业家，为柳传志先生所说的“让社会空气更湿润一些”振臂一呼，就海外看，各大基金会发展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虽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但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

　　“底线”十诫

　　“因为不屈服于奴役，所以他们选择了流浪”，摩西带领他的族人在西奈山下祈祷，请求耶和华为他的族人指一条道路，上帝之手在西奈山的峭壁上刻出十条戒律。由此，“十诫”成为以色列人的神圣律法，它作为《圣经》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成为西方文明核心的道德观。今天，我们将要面对的社会底线，是否该有面对“十诫”时的警醒呢？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1.不可投毒 贫富两极分化，才是社会最烈的毒药

　　2008年9月，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致病患儿29.6万人。2011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双汇”的产品含有瘦肉精成分。2011年6月29日，有媒体曝光，在京津冀地区，“地沟油”已形成年产值几个亿的产业链。从苏丹红、吊白块、牛肉膏、柠檬黄到瘦肉精，食品安全违规主体从家庭作坊、小企业，转移到大型企业再到自身产业链的形成，政府一贯的“高压”态势似乎并没有明显震慑效应，大企业的“恶”与政府的无能为力，都是对公众信心的摧毁性的打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的一条微博(http://weibo.com)，或许道出了食品安全的本质：“食品安全问题实质是社会底层人口基数太大⋯⋯关键是如何解决分配不公，大大增加社会底层收入，让他们买得起安全食品⋯⋯”

　　2.不可杀人 在对生命的冷漠面前，人人都是受害者

　　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北京年轻人杨佳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杀死六名警察，伤三名警察和一名保安员。2010年3月23日早晨，福建南平市原马站社区诊所医生郑民生持刀杀死小学生9人，此后全国各地又接连发生五起校园惨案，共死8人，伤70多人。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一名年轻的母亲张妙，因害怕农村人日后的纠缠，又连扎其8刀。2011年4月，从日本回国的汪某到达上海浦东机场，因学费与来接机的母亲产生争执，拿出水果刀，连捅母亲9刀，致重伤。从公务人员到无知的孩子再到自己的亲人，我们的社会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每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更可悲的是，在对生命的冷漠面前，人人都是受害者。

　　3.不可造假 比起 “错误”，更让人心寒的是理直气壮

　　作为中国著名职业经理人的唐骏，有“打工皇帝”之称。2010年7月，科普作家方舟子爆料唐骏学历造假，指出其博士学位来自没有博士授予权的“西太平洋大学”。网友经过搜索，发现在这所大学的学位名录里，还有其他商界人士在内，不少国内公众人物也赫然在列。唐骏说：“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诚信是社会规则的有力守护，当一个人、一个企业抛弃诚信，选择了虚假与欺骗，却还理直气壮，道德与规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每个人都要尝食恶果。

　　4.不可背叛道德 公众人物，更要爱惜自己美丽的羽毛

　　2011年5月16日，鼎晖创业投资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王功权在微博上宣布，放弃现妻和家庭，与人私奔。大量的转发与围观，既让王功权收获了不少祝福与谩骂，也让他的个人选择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对于公众人物来讲，他们的行为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意义，因而要对道德规范负有更多的责任，当他们失去应有的底线和对家庭的忠诚，必当引起公众更为苛刻的谴责。

　　5.不可欺瞒公众 真相与透明是公平与道德的最好保护

　　2011年6月20日，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的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引起轩然大波。7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证实，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但中国红十字会却一直以技术原因为由，不公布慈善工作的相关数据和细节。在一片质疑与声讨中，民众显然对有浓厚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有明确的不满，郭美美事件由开始的腐败想象，逐渐转移到对红十字会慈善工作的怀疑上，红十字会的慈善工作的不足与不透明更让民众心中的“善”大打折扣，公开与透明，是对公众的最好解释。

　　6.不可污染环境 我们该如何看待经济野蛮膨胀带来的环境代价？

　　2010年7月3日，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铜矿发生渗漏事故，导致汀江流域严重污染，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就达378万斤，消息9天后才在媒体的压力下曝光。2011年6月4日，国家海洋局接到中海油与康菲石油联合项目的报告，称其在渤海油田的平台发生渗漏。7月初，消息才被披露，此事故形成的劣四类海水面积已达840平方公里。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已经给环境带来严重的危害，比这些污染更可怕的，是掩饰与遮蔽表现出的懦弱和不自信，这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危及到我们对于未来可持续道路的正确选择。

　　7.不可滥用权力 “仇官”情绪是权力被滥用的恶果

　　2010年10月16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致一死一重伤，被保安和学生拦下的肇事者，却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事后查明，此人确系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之子李启铭。每一次群体性事件，愤怒的矛头无一不指向权力，即使是一场并不曲折复杂的车祸，只因这一句“我爸是李刚”激起的愤怒和关注，让权力再次成为公众发泄的对象，这仿佛是一个为当下敲响警钟的黑色幽默：公众“仇官”情绪的根源就在于被滥用的权力本身。

　　8.不可贪腐 贪婪或许是人的本性，但社会正常运行的理由，就是我们抑制这种本性的能力

　　京沪高铁还未开通，在审计署6月结办的39起案件中，却先拔得头筹——京沪高铁相关案件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范围最广。这些贪腐问题还只是沧海一粟，10年内，中国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事件，1987年~2010年，共有120位省部级高官落马。虽然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官员的腐败程度确实是和GDP的增长成无奈的正比，社会财富向官员群体的非正常流动和集中，不单是侵害了民众和企业的利益，更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加速了社会的溃败。

　　9.不可伤害他人 财富不是攫取和侵占，而是共同创造的结果

　　中国煤矿矿难爆发之频，死亡率之高，在全球名列前茅，安全生产条件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保证，几年前，矿主甚至“敢于”将死难矿工毁尸灭迹。看着尘肺病患者艰难的呼吸，山西砖窑“奴隶”和新疆建材厂“包身工”非人的生活，那些被欠薪的农民工甚至能感受到令人无奈的“幸福”。当金钱扭曲了人性，那些沾染血和泪的财富，便成了企业的“原罪”，在这样的重量之下，相比未来而言，这些企业主更应该忧虑自己的生存。

　　10.不可妄借“集体”之名 明确公民权利的边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2009年11月，四川成都人唐福珍为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自焚”于自家楼顶天台，从此，自焚似乎已经成为民众抗拆的底线，一直持续到现在。拆迁与抗拆之间的冲突是政府与民众之间土地之争的极端体现，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政府的征地理由莫不冠之集体利益、公共权益、经济发展的光环。集体利益由个人利益组成，不能妄借集体利益之名而随意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成为抢夺财富的手段。

   柳传志：努力去做有道德的企业

　　采访│特约记者 李翔

　　Q =《绿公司》  A =  柳传志

　　Q: 近年来，发生了一些影响非常大的恶性事件，比如三聚氰胺奶粉，像塑化剂饮料，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性事件。您认为这些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A: 一个企业要管好，它要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同时也得有制度。制度跟文化同时存在，制度会加强、保证文化的形成。国家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的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但过程是曲折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国家来考虑自己发展的系统设计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领导人都在说进行制度改革、社会改革，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更积极地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衔接，以实现同步的。

　　今天我国在文化、教育包括社会道德修养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距离。那怎么去往那个方向去做，去引导，这不是凭借哪个企业的力量能完成的，这是人民对政府的期望。

　　Q: 您觉得像这种社会道德的溃败，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还是说中国文化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或者，跟“文化大革命”有关？

　　A: 我不认为是中国文化带来了这些，恰恰相反，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社会对儒家文化的强烈批判，使整个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今天。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是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想象。但是相配套的社会的改革，包括政治的改革，体制的改革、需要推进。

　　Q: 您以前讲过一句话：我要努力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在维护社会底线方面，您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做一些什么事情？

　　A: 企业的发展，对捍卫社会底线和维护社会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说解决了收入问题、就业问题等。在这方面，联想正在努力把公益活动的资金投入在支持创业、增加就业机会上。此外，我们坚持助学公益活动已经七年了，会一直不停地做下去；还有建立了见义勇为基金等等。这些都是在尽一个企业自己的职责。

　　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就一个企业做公益就能改善整个社会的风气，所以需要企业家们都要重视，都去努力。我们成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实际上也是把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使命，不是说大家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只研究自己企业如何经营，而是把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社会好公民的标准。

　　Q: 大家对您的期望应该不只这些，不仅仅认为您把联想做好了，解决好了就业，也依法纳税就可以了，他们还会认为您是一个道德的表率，是这样吗？

　　A: 我和联想都不能算是道德的表率。当然，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里边是有这样的人，真的就是完全无私的，这种人确实是有，但不多。联想自己一直在强调，要先把自己的企业做好，然后尽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没有自己说要做中国企业道德的表率，但是我们会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去做有道德的企业，受人尊敬，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企业。如果做企业人的人都能够往这个方向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对于社会进步，将是很大的贡献。

　　失去底线的中国会发生动荡吗？

　　—访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采访│本刊记者 袁建胜

　　Q =《绿公司》  A =

　　于建嵘

　　Q: 有哪些突破底线的事情已经被大家“司空见惯”？这些事件大量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A: 我做过统计，从1993年到2006年，社会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长到了90000起，增加了10倍以上，近几年还在快速增长，特别是特大性群体事件的增加，已经动摇了执政者对国家稳定的基本判断。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是社会公平受到了强烈的挑战与威胁，主要表现为社会不公、司法不公、机会不公。

　　Q: 这些社会问题有多严重？

　　A: 目前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大概有三种，一是维权性事件，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二是社会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但目标很明确：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三是社会骚乱，目标不明确，将无辜者也当作对象。还有一些是个人事件转化为公共事件：一是自卫性抗争，比如邓玉娇事件。二是自残式维权，比如拆迁户自焚事件。三是报复性攻击，比如杨佳杀警察案。四是泄愤性攻击，这种危害最大，比如针对小学生的南平血案。

　　不管是群体性事件，还是个人事件，由于被广泛关注而转化为公共事件，参与者和围观者的心态高度一致：不是仇官就是仇富。这说明，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降低，民众长年积蓄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底层老百姓感到没有前途和希望。

　　我举个例子，2004年，重庆市的大街上，一个挑夫与一对夫妇产生口角，丈夫说了句：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开始出现谣言：一个公务员打死了一个“棒棒”(挑夫)，结果引发了一次打砸当地派出所和政府驻地的群体性事件。

　　Q: 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丛林时代”？

　　A: 2009年，我曾对国家高层的一个智囊人物做过一次访谈，他就认为，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

　　这种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统治是统一的，中央还有足够的权威维护这个国家，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和组织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对抗中央。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管治仍然有效。这一点，在重大活动的组织和安保方面，体现得最充分。

　　但是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特别是民众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被固化的排斥性体制所抛弃，民众一旦认识到正是“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自己的边缘化，改革就会失去广泛共识这个根本动力而停滞，从而失去合法性。

　　Q: 您认为在维护社会底线方面，企业和企业家扮演着什么角色？

　　A: 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每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独立在社会之外，一旦社会失去底线，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结构性的，来自于不合理体制和权力的侵害出现在各个层面，企业和企业家需要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来获得持续发展。如果没有社会基本层面的公平与公正，这样的经济环境就无法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也会受到来自体制和权力的侵害。

　　此外，目前社会上主要的不满人群有失业工人、失地农民、退伍军人、底层知识分子、离退休干部、拆迁居民和农民工，大部分都与企业有关，而且仇富心理也很普遍，一旦碰到社会骚乱事件，企业家作为有产者，我相信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企业和企业家又是强者，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旦失去底线，造成的危害会更大。比如欠薪直接损害了工人的利益，甚至因此引发社会骚乱，6月的广东潮州的社会泄愤事件，其导火索就是欠薪问题；而食品安全的问题，瓦解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企业和企业家们一定要认识到社会底线的重要性，并在维护底线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Q: 这些问题的解决您认为有时间表吗？我们的社会会变好吗？

　　A: 如果我们能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实现社会稳定的持续性，就能慢慢化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完成这种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要想实现这种转换，需要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首先要有明确的个人权利，维护公民的法定权利是前提，公权力不能随意侵害个人的权利；其次要建立公平公正、具有高度权威的司法制度以实现司法制衡，可以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控制，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再次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从县级人大改起，培养职业政治家，让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第四，开放媒体实现新闻自由是保证。

　　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实现这种过渡，我认为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能消除社会发生大动荡的危险。

　　Q: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回到原点，反观并提高我们生存的底线有什么样的意义？

　　A: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

　　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

　　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必要的革命

　　工业时代的泡沫，即过去200年主导发达国家的“攫取—制造—废弃”的思想方式，正在走向破裂

　　文│彼得·圣吉

　　什么是必要的革命？革命有许多种。历史中讲得最多的是政治革命，是一些戏剧性事件，却往往很少能带来持久的、真正的变革：当权者的名单改变了，新的政治哲学流行一时，但多数人民面对的日常现实则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不同情形偶尔也会发生：那是一种对新的可能的集体觉醒，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改变，包括人们如何看周围的世界，人们看重什么价值，社会如何界定进步和发展，社会如何组织，组织机构如何运营，等等。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转变，工业革命也是这样的转变，而今天世界范围内正在开始发生的变化，也同样如此。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次革命的黎明：工业时代的泡沫，即过去200年主导发达国家的“攫取—制造—废弃”的思想方式，正在走向破裂。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挑战：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的枯竭、消费主义泛滥的副作用以及经济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为变革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契机。中国，将在塑造我们大家的未来路径中扮演关键角色。

　　中国正处在其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转折点——我认为正是这个时点，才使得这场变革成为可能。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并且很快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它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源和交通体系仍然未完全建立，仍有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

　　中国的城市可以像洛杉矶和纽约那样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耗和废弃物，但也可以选择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设计，使用少得多的能源，并产生零废弃物。中国可以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忽视资源使用量与再生能力的平衡，以盲目开发的方式使用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表层土壤，但也可以选择成为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领先开拓者。

　　中国可以因循集中式能源供给模式驱动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可以选择一种较为分散的模式，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现一种不同以往的平衡，让人们得以保留和恢复已经被现代城市化运动割断了的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联系。

　　按照目前中国的变化速度，这种情况也可能在一代人时间里在中国发生。在所有这些领域里，中国都有真正的选择空间，但这个选择的窗口不会无限期存在。

　　这种变革要求中国在如何管理、如何发挥领导力方面改变心态与模式。五十年后，中国人是用GDP增长来衡量进步，还是用人民的健康福祉的增长来衡量进步？五十年后，我们是去统计新增百万富翁的数量，还是去统计通过创造出先驱企业和先驱技术而塑造了再生型经济的企业家的数量？我们那时会计算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还是计算它占世界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比重？我们会仰慕中国在全球政治角力中的领导地位，还是仰慕它在“不断缩小的地球村”中，创造一种真正的共同生活方式的领导力？

　　这将要求我们不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能否想象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人类社会的道德运转，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副产品；在那里，各类组织机构都能看清自己身在其中的更大系统，都能够相互协作，保证这些系统的健康，也都能够持续发挥想象力，把开创再生型企业、学校和政府组织的工作一步步推向前进。

　　中国已经开始在这场革命中表现出作为领导者的意愿，通过学习从自己的智慧传承中汲取越来越多的力量。

　　商人们被推到了底线边缘

　　我想，我们应该在民营企业界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者、推动者以及受益者，都应该重新制定出我们最高的经营发展道德标准，并遵守

　　文│黄怒波

　　《绿公司》约我写一篇文章，话题就叫做“底线”。写稿的底线时间规定得很短，要知道，这可是当下中国社会极敏感、极尖锐的现象与问题。

　　感想颇多，一时竟难以下笔。作为企业主来说，对外我知道我的底线是不能犯法，不能偷税漏税。当然了，我还有另外一条“底线”，可以胡说八道，但是别多谈及社会和政治问题，别碰着了政治的底线问题，也就是说别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商人嘛，除了好好地经商、纳税，除此之外的事也是有底线的，这个我懂。

　　我作为老板，在企业内部也是有底线的。比如，员工可以犯错误，可以有不满，但是就不能撒谎、欺骗人。否则，要么你炒我，要么我炒你。员工呢，可以好好干活，也可以对企业忠诚，但是要得到老板的尊重，还得不停地涨工资，让员工在这里待着舒服，出去有面子，这是员工的底线，最低生活要求。

　　从我这走的人不算多，但也有一怒而去的，也有高薪跳槽的，也有被我开掉的，种种原因。但我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适可而止，息事宁人。否则，有的人可能就给送进去了，那对他们来说可是个人生的灾难。这意味着，我必须忍，学得宽厚，不突破我的底线——这其实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

　　作为一个离不开土地和稀缺资源的企业，近年来我深深感到一种社会的压力与情绪。当年的拆迁工作，很低的价钱就可以完成，在房价突破了底线，无限制上涨之后，没拆完的就拆不动了，水涨船高嘛，毕竟，被拆迁者重新购置房屋的成本也高多了。原来，基本上皆大欢喜的城市化进程就变成了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之源。官员和开发商基本上被负面化，整个行业面临着重大困难。我想，照此下去，一定会改变当下的招、拍、挂政策，不再会价高者得。最可能的结局是，政府向底层民众提供廉租房、保障房，利益团体、权势部门自筹自建。也就是说，商品房的主流时代过去了。这肯定是个趋势，因为中国社会有一条重大底线和红线是不能碰的，那就是稳定。

　　商人们当下被推到了底线的边缘上，因为财富的拥有和暴富得如此之快，已经变成了社会的问题。在商人们辛辛苦苦，在好不容易打开了的门缝里艰难经营时，一个个危机悄然而来。首先，游戏规则又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大家无所适从，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国进民退已经大大地挤压了民企创业和经营的空间领域，谁也不知道末日会不会到来。此外，经营成本的快速上涨以及市场的低迷萎缩都在挑战着企业生存发展的底线。

　　而在另一层面，底层民众、基础员工又被排除在利益之外，感觉到了巨大的生活及无望的发展压力，也被逼到了底线上。当然，顺便说说，作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为尽可能快的城市化进程尽职尽责，还要巴结满足大央企、大国企的跑马圈地，资源要求。一方面也尽力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获得尽可能多的税收和利益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底线。

　　所有的人都在底线上，一场巨大的利益纷争和规则来到时间的底线上。越线者、越轨者不断出现，在大家都在抱怨、都在躁动、都徘徊在底线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秩序自然要遇到挑战。民营企业家们，在生存发展空间被压缩之后，自然选择了移民。新生一代大学生毕业后纷纷会向往的是做官吏。大央企、大国企期望的是更大、更多的垄断，以确保其安全和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呢？底层呢？就走向了另一个发泄方式，社会道德诚信一次次地被严重破坏。

　　大家都不守规则了，就没有底线可言。以至于最近我和不少人讨论的话题是，自己怎么种菜，怎么养猪放羊。为什么呢？因为吃的一切都不放心了，没有食品安全的底线了。现在想起来，丁磊真是又可爱又可敬，太聪明了。于是，在一个基本的公平经营环境受到破坏、社会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背景下，商人们也都开始有意、无意地越过底线。所以，最近“新闻”不断，麻烦层出。

　　中坤幸亏早就从住宅产业跳了出来，因而减少了拿地、拆迁的巨大麻烦，离底线远了一些。但是在做商业地产，尤其是旅游地产方面，还必须和民众打交道、过招。原来我们以为做好一个项目，带富一方的原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现在看来不行了，因为整个社会秩序已经受到挑战了。项目所在地的村民们和招来的员工们都有更新的诉求和期望值，这就变成了一种新的利益博弈。也就是说，底线提高了，这应该是一种新的体验和挑战。如果还想在中国继续经营、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经营理念和企业发展理念。也就是说，进了你腰包的钱和你期望进你腰包的钱要重新数出一打打的厚度来。这已经不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时代了，和谐和公平变成了一种新的底线，这就是当下民营企业面临发展的新底线。

　　《绿公司》提出了一堆问题，要我在文章当中回答，比如“在您身边或就您所知，有哪些您认为已经突破诚信、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行为并被大家‘司空见惯’？您觉得这些事件大量爆发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对这些事件的态度说明了什么？推动企业和个人‘勇于’突破这些底线的原始动力是什么？在您看来，‘底线’的涵义是什么？边界在哪里？维护这些底线的意义在哪里？在维护社会‘底线’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回到原点，反观并提高我们生存的底线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些问题太敏感以及太难回答了，但是提得非常好，非常对。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我希望所有的企业共同思考，共同回答。但是，我有一句话要补充：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发生，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我们的社会真的进步了，它的标志就是底层民众和受损害的利益群体要发声了。再者，我们国家真的富强了，标志是有钱可让大家看得见，已经开始争了。此外，我们自身的企业和财富真的获得增长了。标志是我们会问，为什么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我想这是讨论上述问题的底线，否则我们讨论的发展就没有正面意义了。

　　企业家精神的特质是毁灭性创新，在这样一个底线时刻，需要重新出发，找一个新的生存之道。对中坤来说，不只是一个只卖房子的销售型地产公司，做物业持有就必须长久性地考虑与社会各界以及与员工的利益格局。不能老在底线上徘徊，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守法了、纳税了，除此之外，我就应该获得最高利润，闷头发大财。当然了，最关键和最底线的是善待拥有的财富。比如说，要让员工受益，要有还给社会新的理念。最近，我们将要发布我们的《社会企业责任报告》，我们将遵循它以确保我们不是个底线的越轨者。

　　我想，我们应该在民营企业界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者、推动者以及受益者，都应该重新制定出我们最高的经营发展道德标准，并遵守。如果能够做到，这是对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