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连接商业成功与社会进步

　　“绿色”之于企业家，不再是“虫草”、“燕窝”、“奖章”之类的保健品和装饰物，

　　已变为阳光、水、空气这些无法离开的能量

　　文│本刊记者 贾林男

　　言行一致的中国企业家不超过五个？多年以后，人们或许还会回想起，在青岛举行的2011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那次略带道德质疑色彩，触碰到中国商界最敏感神经的“交锋”。

　　4月22日下午，“从阿里巴巴看价值观冲突”案例分享论坛爆满得无法再多挤进一个人。身处阿里巴巴诚信危机风暴眼的马云首次公开解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并回答企业价值观如何落地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与马云同台的有段子大王冯仑、阿里巴巴“总参谋长”曾鸣，还有卫哲——刚刚在这场人事地震中引咎辞职的“马云最好的兄弟”等人。

　　引爆现场高潮的却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老胡直言：“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时，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到做到、表里如一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可综观今日中国商界，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表里如一、说到做到的企业家不超过五个，马云算是一个。”

　　瞬间，现场气氛有些凝固。还是刘东华抢话筒解了围。“胡总说没见过五个表里如一的中国企业家，我见到的比他多得多”，这位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把嗓门和激情提得比以往更高：“中国企业界没大家想得那么糟，其言行一致的比例比其他群体要高得多，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也是事实。”

　　掌声响起，热烈、满怀期待又掺杂着些许复杂。如同这个宏观和微观层面大大小小冲突加剧爆发的年代，中国企业家群体该怎样面对“责任”与“担当”？当全球变革巨浪如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时，他们如何通过创新重新连接商业成功与社会进步？

　　到今年，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绿公司》杂志、道农研究院发起主办的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已经办了四届，从2008年“绿色竞争力：趋势与行动”、2009年“绿色变革：新商业文明的预言”、2010年“绿色进化：政府与企业”到今年“全球变局下的责任与创新——我们的解决方案”，一届比一届落地，愈发直面真问题，从理念性探讨转向建设性解决方案，同时见证了中国企业界绿色发展的观念进化过程：“绿色”之于企业家，不再是“虫草”、“燕窝”、“奖章”之类的保健品和装饰物，已变为阳光、水、空气这些无法离开的能量。

　　经济转型中的困局

　　以责任论，中国企业界真如胡葆森所言般不堪吗？有人从今年年会标题中读出了沉重。俞敏洪在4月21日晚的“思想的盛宴”上抱怨，中国企业家总是“不得不”想得太多。“中国人特别喜欢把所有问题都揽到自己身上，特别是政府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以至于企业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这番话得到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响应。“中国人总是把责任抢来抢去，到最后就搞乱了，搞得政府官员像总经理，总经理像政治家，教授像议员，学生像党校培养的青年干部”，许小年犀利的问句收获全场掌声：“为什么中国人做什么不像什么，为什么？”

　　许小年最近出版了一本文集叫《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他认为总以“救世主”自居的政府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陷入困局，我认为主要责任不在企业家，而在政府。如今政府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是相互矛盾的。绿色经济的目标是‘绿色’的，但政策是‘黑色’的。”他举出两例：如控制通胀，症结在货币超发，政府却将央行责任推给企业，谁涨价约谈谁；如过去十年中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结构不是越来越轻，反而越来越重，皆因水、电、煤、油的价格被政府管制，价格信号失灵。

　　于是，如果说西方企业家的核心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现实的问题是应对不确定性。“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找到新的社会契约，设计出一套有利于绿色公司生长的制度，才能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绿色公司百强专家委员会中方评委蔡剑表示。

　　有理想，但不理想化

　　大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年会嘉宾表达的共同心声是企业做大的本质是责任做大，但这个责任要坚守本分，回到原点。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应该“捍卫底线，追求无限”：“让这个世界不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糟，然后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俞敏洪则提醒企业家别迷失在对未来的过度想象中，要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比时代超前一小步是最合适的”。

　　“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位企业家”，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说：“把产品和服务做到位才是本。”金还提出“教父论”：“中国企业家千万不能当教父，成为教父之日，就是走向死亡之时。”

　　被尊为中国企业界“教父”的柳传志恰也如期现身年会，他彻底剪了个光头，笑称为了节能节电，以示对中国绿色公司年会的尊重。他从没把自己当成“教父”。“得弄清楚你到底是谁，我自己是典型的‘种地派’企业家，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摆在第一位的，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我都关心，但核心目的是为了种好自己的地”。应对飞速变化的世界，柳传志提醒企业要有长远眼光，用拐大弯，而不是急转弯的方式筹谋未来；竞争固然残酷，但千万别斗气，切忌破坏行业生态环境，你死我活地恶性竞争。

　　当大家普遍对企业生存大环境不太满意时，柳传志再次强调“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我们毕竟只是一个局部，一个微观，而宏观世界是由不同层面、不同色彩的局部和微观组成的，决策者不可能做出令每个微观都满意的决定”。柳传志现身说法，显然是有的放矢：“当大环境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求助于小环境；当小环境也不行的时候，我就不动了。宁可不动，我也不愿意找死。”

　　心越善，刀越快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变革正不可避免地到来，并产生新的冠军。本届年会主席、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吴建民就提出了一个逆向思维的命题：“如何避免子孙后代的诘问：你们当年为什么没能抓住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中国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吴建民说：“是保持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势头，如果这个势头中断了，对不起，子孙后代会谴责我们。”

　　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在主题演讲中提出问题：中国会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日本，以及20世纪下半叶苏联走过的老路吗？他给出答案：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世界带来革命和战争，而将是贡献机遇和市场、互利与共赢。“中国同世界的利益汇合点较之以前是更多而不是更少，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条件更加充分而不是更为欠缺”。郑必坚展望：“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和平崛起道路需要进一步具化，其中重要趋向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全方位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郭广昌用行动印证了郑必坚的论调，他坚信商业是最能实现互利共赢的方式，他正把中国发展动力——城市化、工业化及创造力惊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全球资源对接。“我们不是一个激烈、冲突性的角色，而是主动嫁接全球，形成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结成‘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是一个“无界”的开放系统，每个企业都处于全球经济生态之中，闭门造车与时代精神早已南辕北辙。“调配全球资源，中国企业已发展到这一步，哪怕是一个小企业，没有全球眼光和整合全球资源能力，也将十分被动。复星希望打造一个‘中国动力+全球资源’的投资平台”。郭广昌说。

　　真正意义的互联网时代也已降临，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向经济与社会各领域渗透。在主题演讲《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中，张瑞敏指出：“企业都是有时代性的，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不要说成为绿色公司，连企业的生存也会非常困难。”确切地说，互联网时代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主动权易位了，工业时代是以企业为中心，而互联网时代的主动权已经牢牢攥在消费者手里。制造上，大规模制造必须改变为个性化定制；营销上，价格与广告将远远不敌用户体验的杀手锏。

　　“将人类束缚在地球上并非地球引力，而是人类缺乏创造力”，张瑞敏引用了《管理大未来》作者哈默的话结束了自己的主题演讲。这句话揭示的，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最近专栏中所言的：“今天最重要的经济角逐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新旧商业文明间的战争也将继续经历艰难痛苦的拉锯期。周其仁曾形容很多中国商人把价值观、道德不当成底线，而当成一场智力游戏，足够“聪明”的人总是在这场低风险、高收益的游戏中赚得钵满盆满。阿里巴巴占比1%左右的供应商涉嫌欺诈，换做另一家企业，这不过是正常运转的企业打了一个小小的嗝，但马云知道那意味着雪崩，誓死与企业不诚信基因死磕。有人批评马云太高调，马云回应：“高调，是因为我们坚持。既然立了价值观这块‘牌坊’，我们就要扛到底。”

　　心越善，刀越快。年会当天，面对卫哲，马云诠释了“兄弟情谊”的涵义，“卫哲身上有无数勋章，而我送给他一道伤疤，我相信等他70岁的时候会感谢这道伤疤，因为它比任何一枚勋章更值钱。” 对煎熬中成长的中国新商业文明来说，此话同样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