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的光阴故事

　　曾与杨德昌、侯孝贤等导演掀起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编剧吴念真，多年来始终以自身情感体验与行走的经历作为故事素材。他不但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亦是最有故事的人

　　徐佳

　　他的初恋故事被侯孝贤拍成了《恋恋风尘》，他曾五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人称“吴金马”；他自编自导的《多桑》被马丁·斯科塞斯视为自己最爱的十大电影之一。他就是台湾编剧吴念真。

　　8月21日，人声鼎沸的上海书展，《这些人，那些事》简体版举行交流及签售会。这是吴念真第一次出现在大陆的公开场合。几年前，有人邀请他携舞台剧《人间条件》到大陆演出，他婉拒了。“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讲故事给他们听，我没有把握。”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吴念真如此解释。

　　直到走在上海的街头，随时都有人叫出他的名字，他才意识到，“这里的人对我其实没那么陌生”。

　　女影迷直呼他“NJ”，那是他在杨德昌电影《一一》中扮演的角色。这让他喜出望外，“这部电影并没有在大陆上映啊。”签售会上的书甚至也没有准备够，他有些得意，但随即打趣道：“不过比不上隔壁的蔡康永啦，他随便签售就是1000本啦。”在“康熙来了”的节目现场，蔡康永却羡慕地对吴念真感叹：“你的广告量是我的十倍。”

　　吴念真有台湾“最红的欧吉桑”、“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的美誉。作家小野十多年前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消遣这位好友：“你要了解台湾的小说和电影，竟然不认识吴念真？”

　　乡土情怀

　　人还没进咖啡馆，隔着玻璃窗就听见一个男人抑扬顿挫的声音，语速之快如同百米冲刺，明亮湍急。推门而入，顺着话音望过去，果然是吴念真。一个瘦小、热情，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的人。

　　“他已经讲了一天啦。即使是重复的故事，照样能把它描绘得妙趣横生。”出版社的朋友把吴念真描述为一个“很会给料的人”，“跟他聊天，彼此都容易进入状态。”

　　“因为我是狮子座，最怕场面冷掉。讲故事能带热气氛。”谈及此，吴念真笑了笑，“其实我更喜欢观察人，喜欢聆听大过喜欢倾诉。”这一次到大陆，儿子吴定谦为他安排的一系列行程，他都一一挡掉，“我对风景不感兴趣。宁愿与更多的人接触。”比如与读者聊天，或者上微博(http://weibo.com)围观年轻人都在议论什么。然后他调皮地说，“这边的尺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宽太多。但刚看完的一条微博，也会突然不见的哦？”

　　1952年，吴念真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瑞芳区九份的矿工家庭。《悲情城市》和《一一》曾在这里取景，吴念真的故事也从这儿的人和事说起。

　　“我讲故事的能力是被训练出来的。”吴念真记得，幼年时矿区里讨生活的街坊邻居大多是不识字的本省人。他常被叫去为叔伯阿姨们念报纸，且一定要用闽南语讲述报上的大小故事。“从国语转化为闽南语很生涩，如果直接念出来，就会被叔伯用报纸敲头。”慢慢地，吴念真学会了先把故事看完，然后再转述的本领。比如讲古巴导弹事件，报上记载：“美国总统肯尼迪警告苏联，若不撤走，美国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古巴在哪里，知识分子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但矿工们不一定知道呀。”他如此转述这则新闻：“古巴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苏联在这里安了一根针，美国很难受。他警告苏联，再不拿走，我就打你哦。”他从小就意识到，通俗很重要。

　　九份的“精神领袖”条春伯也是吴念真的训练者之一。他教吴念真写信的基本礼仪、常用语法等等，也让吴念真试着替村人读信、写信。那些因一封封书信而滋生的家族情感与故事，让参与其中的吴念真体会到：“知识，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情有义的。”

　　朋友眼中的吴念真“情感大于天”。侯孝贤曾调侃，“念真，念真，这个笔名意为思念一个叫阿真的姑娘。”吴念真并不避讳。阿真是他的初恋。去金马服兵役期间，她为他买了1000多张信封并贴上邮票，“可我还是遭到了兵变。”

　　有些情感则无法轻易诉说。2001年，吴念真的弟弟连碧东因负债自杀于车内。车子停靠在九份矿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俯瞰如今成为废墟的他们的故乡。在山的那一头，吴念真曾指着这里对弟弟妹妹说：“这是台北，长大以后，我们要到那里赚钱，这样我们就不会没钱买菜了。”那一夜，雾很浓，外头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只记得，火车喇叭的长鸣，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样。几年后，他用第三人称写下短文《遗书》，回顾了自己和弟弟一生的交集。“用第一人称写，我会死掉。”他说。

　　最有故事的人

　　与其说吴念真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不如说他是最有故事的人。

　　16岁时，吴念真离开九份，到台北半工半读。扫地，当学徒，从最卑微的工作做起。退伍后，他考上辅仁大学夜间部会计系，20岁开始发表小说，连续获得联合报文学奖和吴浊流文学奖。

　　当兵之前，他没有提笔的念头。一直到看过乡土作家黄春明的书《锣》，才知道小说可以把生活周遭的人写得如此生动。九份的矿工以及到台北讨生活时看到的众生相，就一点一滴进入了他的小说和剧本。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正处于“国片已死”的颓废状态。港片、烂片、录像带充斥着市场，胡金铨武侠片和琼瑶爱情片开始衰微。“侯孝贤那时还是小导演一名，拍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片。比如凤飞飞主演的《恰如彩蝶飞飞飞》。”吴念真回忆，“与其依赖老导演，不如靠自己。”他与同在“中影”担任企划的作家小野商量，能不能大量起用新导演。比如一部电影四个导演一起上，“这样新导演才会迅速冒尖。”1982年，台湾“中影”出品的集锦式的电影《光阴的故事》，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分别执导其中的一个故事。这种同时推出多个新人的尝试是照亮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第一束光。

　　“杨德昌、侯孝贤，我们好多人混在一起，聊故事，想剧本。”太太抱怨他，上班弄电影，一堆人回家还看电影、讲电影。“一群年轻人胡说八道，海阔天空。速记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大家以后再整理这份记录。”就在这段期间，吴念真把对九份无尽的诉说写进了《无言的山丘》；服兵役期间的趣事写成了《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许鞍华的复杂身世被改编为了《客途秋恨》。而他自己的初恋故事则被侯孝贤拍成了《恋恋风尘》。这些电影都成为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翘楚之作。

　　“我没办法写没有情感体验的东西。”吴念真坦言。而1989年的《悲情城市》则浓缩了他一生的叹息。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文化的氛围可谓气象万千。“戒严取消了，蒋经国去世，文艺界开始有意无意地涉足一些敏感话题。”其中，“二二八”事件自然是绕不开。作为编剧之一，吴念真的解读是：“中原文化有一种优越感”。这导致了他和导演侯孝贤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争议。影片中，妻子从丈夫的遗物中找到一张小纸片，塞在领带里，上面用日文写着：爸爸无罪，要有尊严地活下去。不过，在电影《悲情城市》里，侯孝贤将遗书处理成一块大布，还是用中文写的。

　　“台湾的‘四年级生’和大陆的‘50后’很相似。我们从日据时代走过，经历了台湾最穷的时候，也经历了台湾民主与领导人的更替。我们的认知不断在改变。”在柏林墙倒掉的那一年，杨德昌对他说，“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我们被迫行走。”而行走的体验则成为了吴念真故事里最质朴的素材。

　　2007年，杨德昌去世后，吴念真与侯孝贤、蔡明亮也很少联系了。当问到侯、蔡两人已经不回台湾拍片的现状，吴念真感慨道：“有些人只拍小众片，那是个人的选择。”目前，吴念真正忙着写作下一个剧本——《女工》，讲述那些在底层打拼的女性们。“我的电影永远拍给大多数人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