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信贷市场调查放贷利润远超实业 “熟人经济”空前澎湃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温州报道 制图 任萍

　　8月23日，农历处暑。应验了寒暑交替的传统节气，温州持续沸腾的高温骤然转凉。随着多日调查的深入，楼市崩盘的传闻也由酣热化作平息。 （详见本报8月23日A1叠28-29版“温州楼市崩盘说暂无实据”报道）

　　集体卖房虽言过其实，企业“缺钱”却是板上钉钉。银根收紧背景下，钱又从何来？为一探究竟，记者昨日离开市区，驱车一路向南。目的地是有着“中国皮都”之称的平阳县水头镇。

　　没有“水调歌头”的诗情画意，这个在台风中几度兴废的工业小镇更像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真实缩影。而“缺钱”之困，正让镇上铺天盖地的皮革工厂经历着残酷换血。

　　那些“不死鸟”的背后支柱，则是资本汹涌的民间信贷。据记者调查，当地以亲友关系网为纽带的放贷形式多达十余种。而与水头镇样本如出一辙，瑞安、乐清等地私人信贷同样如火如荼。

　　人物素描

　　队伍壮大的“人情贷”

　　“老高”——这个听起来颇亲切的称谓其实与姓氏并无关涉。在温州市区，即使是原应忙乱的早上9点，一些高档咖啡馆、茶馆门前也悠闲停泊着宝马、奔驰。它们的主人大多衣着挺括，颇具精英“范儿”；低调的谈词又平添了与当地“土财主”的区分度。

　　他们就是温州人口中统一戏称的 “老高”，俗称高利贷放贷人。钱来利往的财富游戏往往就在看似轻松的交谈中完成。而在水头镇，相比传统意义上的“老高”，基于人情因素的放贷更是许多小企业主的首选。

　　“虽然也有朋友调侃我，叫我‘老高’，不过我的借款利率并不算高，只能算是‘人情贷’。 ”陈梦生（化名）就是一位“美誉度”较高的“老高”。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家电商行等几个“圈内”朋友。在镇上，不少皮革厂的小老板都曾通过辗转关系向他借过短债。

　　“如果是亲戚、朋友，我只收2分利，如果是陌生人，再多利我也不借。 ”陈梦生所说的“2分利”是指月息，折合成年利率也就是24%。假设能通过资质考核，当地银行借给小企业的 “惯例”利率一般也在10%以上。

　　当记者问及为何要将利率定在如此 “合理区间”，陈梦生以 “乡亲间不能薄了面子”的典型温商思维作答。据记者了解，他过去曾经营过一家加工生猪皮的小厂，金融危机后，由于订单锐减，他索性关门“上岸”，做起了拆借生意。

　　与陈梦生的利率相比，报出“7分、8分利”的顾某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老高”。在同乡眼中，顾某的资金还多少有些“来路不正”。 “他的钱都是以前从银行套出来的，现在再加码转借给别人，所以有时月息就达到了1毛。 ”做皮革箱包生意的陆老板告诉记者。事实上，不光是银行，顾某的套现对象还包括担保公司、典当行等。

　　如果是1毛利，年利率就高达120%，“滚雪球”的速度之快令当地许多小老板咋舌，但迫于资金压力，顾某的生意仍不乏问津者。记者注意到，在水头镇，“老高”并不全是“旁门左道”的代言人，许多熟人经济圈里的人情贷正是乡镇小老板感激的“福音”。

　　而今年以来，随着央行的重磅加息，利益引力之下，民间信贷数字正不断膨胀。来自央行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温州的民间借贷总额已升至11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00亿元。

　　行业动向

　　资金从实业抽离

　　苏博第（化名）正是一个最近想加入“老高”行列的水头人。 “现在的生意不赚钱，有时想想干脆放贷，不用累死累活。 ”苏博第“现在的生意”是开办了一家专做旅行社订单的旅行包小作坊，每个月他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在家。

　　“厂里的活都交给老婆打理，我就在外面跑业务，两个闺女一个在平阳读高一，一个在杭州读高二，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 ”令苏博第沮丧的是，尽管披星戴月，银根收紧、民工加薪等背景下，像他这样的小厂还是利润微薄。

　　上个月，刨去硬性成本，小作坊总共也就赚了万把块钱。 “年利润都在10%以下，就算亲戚间的放贷，年利率也有2成，放给关系比较远的朋友利息可以收到5、6分，比开工厂高多了。 ”他告诉记者，不少亲友“老高”每天的生活就是打打麻将、串串门。

　　10月1日以后，旅行包的订单就将迎来一波淡季，过去问朋友借钱、催客户分批打钱周转的经历让他动了自己放贷的念头。不过，苏博第也有担忧。 “关键还是风险，镇上经常有人为了借贷、还贷打架，有些人虽然有朋友担保，还是卷钱跑路了。 ”

　　记者了解到，尤其是在制造业工厂集中的温州农村，以血缘、亲缘、商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资源是借贷关系成立的重要前提，亲戚、朋友等熟人构建的关系网具有低信息成本、重复博弈和集体行为能力的优势，编织而成的“关系圈”仍是民间借贷关系中的主体。

　　“你是谁介绍的？ ”——这是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几位在网站上、报纸分类信息上打出借贷广告的“老高”时，得到的第一句答复。没有熟人引荐，似乎利息再高的“老高”也不会动心，甚至不屑“开价”。

　　“黄兄弟”是许多人对水头镇一位放贷人的“昵称”。他是镇上的基督徒，每当教会里的教友出现困难，他总会伸出援手。 “去年家里的自留地被开发商买了，给了我三套房，日子就松了。”“黄兄弟”关闭微利的皮革厂，专职做起了信贷，“如果是关系好的教友问我借，我只收8厘利，是互助性质的。 ”

　　记者注意到，在“熟人经济”发达的水头镇，比“缺钱”更危机重重的，是不少小老板正经历的 “缺人”恐慌。 “工人太难找了，每个月开4000-5000元的工资也没人做，厂里20多个工人要么是老工人，要么就是从四川、贵州找来的。 ”说到这里，苏博第叹了口气。

　　转型样本

　　炒煤团的“裂变”

　　最新发布的 “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颇具官方说服力。

　　而在作为样本的水头镇，对公众熟稔的温州“炒房团”参与度本就不高，新入“老高”行列的资金更多来自“炒煤团”。 “七、八十年代，水头有很多农民从事煤矿作业，后来慢慢就开始小规模的煤矿承包。 ”一位熟悉平阳历史的人士对记者介绍。

　　温州商会曾有过一项统计，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经营权掌握在温州人手中，温州人经营的煤炭年产量约为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总产量的4.5%，全国的1%，而这其中大概有三成以上的是水头人在经营。

　　但煤矿业“国进民退”的趋势，却令灵敏的水头人有了转身冲动。据悉，在山西最新一轮煤矿整合中，几乎都是由国营煤矿“并购”私营煤矿，私营“煤老板”要么折价参股，要么接受并购，并购价则由政府决定。

　　很显然，强制性并购对于每年投资约500亿元人民币在山西开矿的温商来说，不仅损失惨重，也充满了必须应对政策转变的危机感。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余向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炒煤团与矿业“国进民退”的迎头相撞，是民间信贷资金汹涌的一个原因。

　　“银行储蓄利率低，温州人手头现金多了，却没有非常合适的投资渠道，想买房子吧，限购；想买股票吧，大跌；想炒煤吧，政策又掉头了。目前来看，资金流入信贷市场是合乎市场化规律的。 ”他对记者如是分析。

　　据温州有关机构所做调查，大约有83%的农户进行过民间借贷活动，资金用途中，办厂的占36.3%，经商开店的占21.2%，养殖业的占18.2%，房地产及其它的占7.6%；在对190家民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176家进行过民间借贷，占比高达92．6%。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以水头镇为代表的农村信贷市场上，除了私人来往之外，抬会、互助会等各种民间借贷组织也相当活跃，均是以集会的形式筹钱，轮流借用。

　　一般情况下，民间信贷借款期限为6个月至1年较普遍，大约占40%，6个月以内的占20%，1年以上的占25%，不定期借贷的大概占5.4%。其中，一次性还款占到了90%以上，付息方式则以分期付息为主。

　　专家建言

　　应树立借贷市场规范

　　令余向前遗憾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此前他所任教的温州大学曾向教育部申报金融学专业，却因名额饱和而未通过。 “传统认为，在温州这样的小城市，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不会很大，会倾向于将申报资格留给上海、杭州。 ”他认为，这和整个温州金融市场不够规范息息相关。

　　“在温州，包括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整个正规金融体系基本都不是民营企业解决资金的主要融通途径，所以不能抹杀民间借贷市场的积极作用，正泰、康奈等知名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靠自筹和民间借贷资金发展起来的。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丁骋骋认为。

　　但在他看来，民间借贷的不够规范也导致了局限性。 “一些企业或中介机构为获取利差，设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转而以较高的利率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转借出去，而最终取得贷款的第三方往往是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企业和个人，从而给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造成新的风险敞口。 ”

　　据记者了解，近半年，温州民间借贷案发也明显增多，多家知名企业老板潜逃。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逃，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也突然失踪，其主要原因是涉足一家非法担保公司，因担保公司老板出逃，巨邦公司受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放贷人要提高风险意识和法律观念，民间借贷利息超过国家基准利率4倍以上即成高利贷，不受国家法律保护，要搞清楚正当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的区分，防范触犯刑事法律。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周德文建议，不应对民间借贷一棍打死，而应建立民间借贷法规制度。

　　“具体来看，应该允许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存在，规范风险可控、监督有效、约束力强的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民间借贷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打击非法融资和融资诈骗活动。 ”

　　记者手记

　　民间资本如果无法向实业输送，伤不起的就绝不再仅是“陈”的部分。

　　在以“水头”命名的水头镇，每年台风季节，即使没有多少雨水，一楼的房子仍会浸泡水中。于是，水头人习惯将物什搬上二楼，等水位减退，再行打扫清洗，开市后繁华依旧。

　　在温州的几天走访中，记者也希望看到，水头镇的故事能成为几番风雨的中国民营经济的品格寓言。似乎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温州的瑞安、乐清等工厂密集之地，一大批草根企业家正陷于包括钱荒、人荒在内的种种困境。

　　市场的新陈代谢是天道不假，但诚如此行一位小企业主对记者所言，民间资本如果无法向实业输送，伤不起的就绝不再仅是“陈”的部分。确实，“新”的可持续性，必将在一个失衡的经济体制中失血、黯淡。

　　在民间借贷市场尚不规范的当下，资金的汹涌涌入显然还不能视作良性循环，虽然客观上扮演了“优胜劣汰”的见证者，却如一杯致命的鸩酒，成本的高门槛终将令实体经济失去脉搏。

　　而8月的温州楼市，虽被盛传 “一夜入秋”，却丝毫没有草木皆衰的征兆。在温州市区，房价之离谱仍让人无法不忧虑资产泡沫之剧。即使是沿街的多层房，房龄在十五年以上，装修陈旧，均价也不会低于4万元/平米。资产价格“离心”很难说不是民间资本未能健康疏导的表征。

　　在温州，水头镇的民间借贷市场不是个案，而温州，又不是资本雄厚的江浙地区的个案。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在关心：何时，才能让垄断开放、税负减轻，让草根真正沐浴平等博爱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