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拘捕”出于办案保密考虑

　　15年来首次大修的刑事诉讼法，前日公布了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时一个月。但草案公布后引来争议，部分条款被指出现明显倒退。

　　草案中，涉及到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条款，引来了最为激烈的争议，被指或会导致“秘密拘捕”泛滥成灾。此外，技术侦查手段的合法使用也引发了或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隐私等宪法权利的担忧。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参与此次刑诉法修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讲述了立法的由来。

　　24小时不通知家属的缘由

　　第一财经日报：修正案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拘留、监视居住之后，在无法通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可以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这些条款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卫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这都是严重危害国家整体利益、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安全的犯罪，所有犯罪中这两个是最严重的犯罪。在侦查阶段的初期，有些证据可能还没固定，有些同案犯还没有到案，所以要处于高度的保密状态，这些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决定家属可不可见。

　　通知家属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归案了，对于还没有到案的同案犯、对于公安机关的下一次部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这可以做一个变通的规定。但这种变通不能太长，法律上就不好规定到底是48个小时还是72个小时。这个是剥夺了特定类型、极端犯罪的人的权利，它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权利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一般都不会涉及到这种犯罪。

　　日报：但它是否可能被滥用？

　　陈卫东：滥用还要有滥用的动力。比如说为了个人的利益，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但办理这种案件是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你要相信侦查人员办理这种案件都是出于工作，对案件负责的。你要说经济案件这样规定，那就麻烦了。像恐怖活动，他们怎么会为恐怖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去滥用职权呢？

　　日报：但“无法通知”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这两种情况是否会成为滥用的理由呢？

　　陈卫东：这个还要考虑程序如何设置、如何救济，但现在相关规定还不是很细，它只是对适用的范围、审批的程序做了规定。

　　当一种权利和另外一种权利冲突时，我们的价值选择是什么？刑事诉讼法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它的价值选择就是优先保障人权，但是特殊、重大、严重的犯罪，个人权利就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技术侦查手段的隐忧

　　日报：此次草案专门增加了一章，对技术侦查做了规定，罗列了多种情形，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公安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卫东：技术侦查既然允许它合法地存在，那么获取的证据毫无疑问地就具有合法性。在立法中我表达的观点是，尽管可以，但我们尽量不要用，因为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要经过公开质证，一质证就会暴露我们侦查的手段和过程，特别是秘密侦查会危及秘密侦查员的人身安全，所以能够不用就不用，它更多的是作为侦查中破案的一种线索，侦查的方向，而不是把它作为证据来定案。其实很多案件侦破以后完全可以不用技术侦查，比如证人证言等。

　　日报：但这个规定也引起了争议，很多人担心若被滥用的话，会导致公民人身自由、隐私权被侵犯。

　　陈卫东：这个话题立法机关原来是不准备立的，是我给提出来的。因为有些案件不用这个手段，根本破不了案，比如毒品案件、恐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不用技术侦查手段就破不了案。

　　实践中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在大量地用。你说法律不规定他就不用啦？你不用他就在诉讼外去用，危害性可能更大，还不如让它浮出水面，写在法律上来规范它。所以不要觉得我们规定了这个问题，就说明我们在人权保障上又退步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律师会见，警察不能在场，也不能监听，警察办案处处受限。光规制警察，那犯罪分子就嚣张了。侦查权要平衡。

　　日报：这次修订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之后会怎样处理这些意见呢？

　　陈卫东：这次修订是由法工委组织，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和我们专家学者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开会研究，是各个部门和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出来的。所有条款都通过了各个部门领导、党组研究通过，学者支持，最后写出来的。

　　争议是正常的，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民众的意见）将分门别类整理，有道理的就吸收，没有道理的就不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