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产业如何应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史炜

　　　 2011年以来，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微软收购诺基亚，使全球电信业在颠覆式技术的竞争中，游戏规则被完全改变。3G、智能手机平台、融合业务、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给中国的3G产业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这使许多人不得不回头重新考评中国3G的发展之路，考评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的坎坷之路，考评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市场竞争等问题。与国际电信市场相比，现在可从高端技术的研发、市场推进、服务方式、投资人选择四方面看到我国的落后之处。面对国际电信业新一轮并构，中国的电信业能否进行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颠覆式创新？

　　　 在政策不开放的情况下，中国电信运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已无路可走，行业主管部门平衡各种利益的能力也黔驴技穷。

　　　 当前，三大电信运营商表面看是在主动创新，而实际上是被动创新；表面看是不创新就无出路，具体看越不创新活得越踏实；表面看是上百、上千亿的资金投到技术研发中，仔细分析则是拿国有资本做筹码，买别人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表面看三家公司用户与业务竞争已白热化，拿出财务报告一看竟都是拿国有资本砸市场，根本不顾及国家资本权益、股东权益的游兵蟹勇行为。

　　　 中国的电信运营市场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一是公平市场如果不建立，对民营资本不有效开放，中国电信运营商早晚会有摩托和诺基亚的结局，即便国家保护它们，总有一天这块壁垒也守不住；第二，在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的竞争市场，中国三大运营商却生存在让政府呵护的行政保护之下，所以不可能主动创新；第三，不公平的竞争和要素市场紊乱的格局，完全有可能把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科”字号企业拖垮、拖死；第四，目前在全部央企中，只有电信运营业还有打破垄断的一丝希望，所以，改革的局部突破尤为重要。

　　　 因此，现在必须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让三大电信运营商溯本归元，真正回到独立企业的位置，将投资经营权全部交给运营商，而不是由相关部位盲目干预和无效指导。

　　　 第二，对于普遍服务类投资项目，由金融机构设置专项基金，国家予以信贷贴息。

　　　 第三，电信管理部门重新定位对电信运营商的考评标准，其一，重点考察运营商的高端技术投入和投资效果；第二，重点考评运营商在国际同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第三，重点考评运营商重大技术的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相互融合等。以法律标准替代过去的行政管理，以法律原则实施独立监管的职能。

　　　 第四，国资委除了考评三大电信运营商业绩指标外，必须要求运营商在上缴税金的同时，每年向国家交纳红利，取消红利返还，以红利作为企业发展资金的做法。

　　　 总之，面对国际电信业的巨大变化，中国电信企业要在逆境中奋发图强，一是要靠科技发展，二要靠企业自主发展，三是摆脱政府保护，四是正视市场开放和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五是国家要加大开放力度，以法律管制替代行政管制。

　　　 此外，建立独立监管机构是促进企业按市场竞争原则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个人建议，发改委和工信部合并为一个国务院直属的经济发展指导办公室，将电信管理局独立出来，电信管理局只负责行业门坎标准，取消按所有制等行政标准评估电信项目的老办法，电信企业的投资审批从发改委、工信部剥离出来，项目是否上马由金融机构，企业和行业法规决定。由此，失去审批权的电信管理局就可成为相对独立的“以法为准”的监管机构了。

　　　 关于智能通信的协调发展，中国电信运营商再不归位和自主发展，中国在通信高端领域将再无一席之地。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要发展苹果智能手机。联通去年靠贴补话费拼杀一年，导致2010年亏损。中国移动把本应分给老百姓的分红钱当作研发投资成本，结果移动苹果卡与联通卡不可共享，各有标准。三家运营商，9亿手机用户，难道就不能以谈判迫使苹果为中国三家运营商制定统一或融合的制式标准吗？

　　　 关于民营企业进入电信业，决策部门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思想。经过30年的发展，除投资主体不同外，国有和民营在市场中已无差别，在技术创新、国际化能力、抗御风险等方面，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优势更显突出。从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民营经济的社会责任绝不比国企差。如果决策部门将民营与国企都视同中国企业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瞎花精力研究对民营开放问题。建一套标准法律、立一套公开监管规则、确定同等的税收制度、实施一致的投资政策。

　　　 此外，“三网融合”和“两化融合”本身就是伪命题。网络的融合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融合的条件。政府投资再多资、给再多政策，市场不买帐，都是白费。所以，政府职能要归位，不要直接干预市场的正常发展和演进，不要告诉我们“揠苗助长”不对的同时，自己用老吊车直接拔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