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击中的黄河源

　　编者按：8月12日-8月29日，记者全程参与了由著名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发起的“黄河十年行2011”活动，从黄河源头青海省玉树一直走到山东省东营黄河入海口。18天的行程里让我们领略了母亲河的美，也看到了母亲河的伤；见证了她的欢歌，也听到了她的哭泣。作为母亲河的儿女，除了记录下这段行程的见闻，或许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多……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青海

　　“揽雪山，越高原，辟峡谷，造平川，九曲注海，绵五千四百六十公里之长流，润七十九万平方公里之寥廓，博大精深，乃华夏文明之母；浩瀚渊泓，本炎黄子孙之根。张国魂以宏邈，砥民气而长扬，浩浩汤。”

　　《黄河源碑铭》中的词句，将母亲河磅礴的气势和文明的攸关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之前的寥寥数语则道出了它的发端之地—约古宗列曲。

　　“今年的黄河源和去年没有太大的区别，地面再出水的地方，离标识还是两米。”8月14日下午，刚赶到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黄河源头的约古宗列曲，汪永晨就拿出尺子量了一下第一湾地面水距离国家地理黄河源标识之间的距离。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记者汪永晨，2010年起就开始组织媒体记者、专家以及环保志愿者考察黄河，记录母亲河的变化。

　　源头和去年差别不大，这正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蓝永超的研究吻合。蓝永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掌握的数据显示：2002年前，黄河源区连续二十年少雨，降水量仅为多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多；2002年后，降水量回升，2005年开始，草原下垫面明显改善。“黄河源区经历了一个从气温高、降水少的暖干时期，开始进入一个气温高、降水比较多的暖湿时期。”蓝永超说。

　　尽管如此，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黄河源区提供了黄河1/3以上的水量，黄河源区的生态涵养功能非常重要。尽管近年来降水量没有明显的变化，甚至略有增加，但随着气候变化，黄河蒸发量在上升，2000-2011年十余年间，黄河径流量在逐年下降。”蓝永超指出。

　　更令人忧心的是，近年来黄河源区出现冰川退缩、河溪断流、湖泊湿地萎缩、星宿海消失、沙化扩大、牧草退化等现象。“2010年我在源头见到的湿地，现在差不多干了。”汪永晨说，仅仅一年的变化就令她感伤。

　　黄河之水这里来

　　8月14日，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广袤的河源地区天高云淡，丘陵起伏，地广人稀。一群群藏原羚和藏野驴不时地闯入视线。扎陵湖和鄂陵湖，波光粼粼、清澈无比，无数的斑头雁和野鸭嬉戏其间……

　　自古至今关于黄河源头还有一些争论。史料显示，真正以探查黄河河源为目的的实地考察，始于1280年。这年11月，元世祖忽必烈派专使都实等人查勘河源，后者至星宿海，即认为其是河源：“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涣。”

　　对黄河源的全面勘察到清朝康熙末年才实现，康熙为编制《皇舆全览图》，于1717年派喇嘛楚尔沁藏布等前往青海、西藏测绘我国西部山川地图；次年《皇舆全览图》制成，图上显示，楚尔沁藏布认定黄河河源是玛曲（藏语：孔雀河之意）。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年后，组成黄河河源综合考察队，进入源区。王化云等人经过勘定，认为黄河源头的准确位置位于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海拔4698米。

　　几十年来，又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有不少专家就认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

　　原来，星宿海上源的三条支流分别是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其中，扎曲居于最北部，发源于查哈西拉山，河道窄，支流少，水量有限，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断流；约古宗列曲则位于星宿海西，在三条上源中居中，发源于约古列宗盆地西南隅，水量甚小（为宽1.5米左右，深约0.15米的小溪）；而南部支流卡日曲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的北麓，海拔4800米，有5处泉水从谷中涌出，汇成宽约3米、深0.3-0.5米、流速约3米/秒的一条小河，终年有水。

　　还有专家据航测地图测量指出，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25公里。卡日曲流域面积为3126平方公里，约古宗列曲流域面积为2372平方公里。在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汇合处附近，测得卡日曲流量为6.3立方米/秒，测得约古宗列曲流量为2.5立方米/秒。据此，他们认为卡日曲才是黄河正源。

　　相较于黄河源头的争论，关于黄河河源区的界定，专家看法则比较一致。人们常说的黄河河源区，是指龙羊峡水库以上的黄河流域范围；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涉及青海、四川、甘肃三省的6个州、18个县，总面积约13.2万平方公里；可分为三段，即黄河源头区（黄河沿以上）、黄河沿至甘肃玛曲县区间和玛曲至龙羊峡区间。

　　从地图上看，黄河从雅拉达泽山东坡流出后，南受巴颜喀拉山阻隔，北被布青山和阿尼玛卿山约束—先后形成扎陵湖和鄂陵湖，后沿巴颜喀拉山朝着东南咆哮而去，直抵岷山。后又折向西北，与鄂拉山相抵，环阿尼玛卿山北坡回流，在青藏高原北部的崇山峻岭中画出一个大大的“U”字，再折向东北，进入龙羊峡。

　　“与横贯中国的黄河流域（70多万平方公里）比起来，黄河河源区的面积也许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它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其一举一动都足以牵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不仅因为那是黄河的根本，也因为黄河源区不同于长江和澜沧江江源区，前者直接提供了整个黄河每年径流量的40%以上，后两条河流则不足10%。”8月15日，当我们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下来时，长期关注黄河问题、曾在原林业部保护司自然保护处工作的野生物学者王海滨博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如果长江源降雨不够，中下游还有不少补给。可是黄河源就不行了，尤其是从甘肃的玛曲县到龙羊峡这里，一旦这些地方草场被破坏，后果十分严重。”蓝永超特别指出，“近四成的水量来自占一成多面积的河源区，‘黄河水塔’之美誉，名副其实。”

　　抱病的“黄河水塔”

　　“今年扎陵湖和鄂陵湖降水量不错，相比去年水位有一定的上涨，两边的草场恢复得也很好。”汪永晨说。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1年算是黄河的“丰沛年”，尤其是比较于2003、2004年间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出现的断流现象来说。

　　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因为干旱，黄河源头正在逐年下移，源头之一卡日曲则经常断流，水量减少，已经无水或很少有水流入扎陵湖和鄂陵湖，这直接导致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出现历史上首次断流，出水口处30多米宽的河道除河底低洼处结着冰外，其余河床全部裸露在外。

　　“当时站在河道中央向鄂陵湖望去，随处可见大片裸露的湖底。”我们的司机玛多县黄河乡的华德回忆当年的情形。

　　此前，据玛多黄河沿水文站观测记录，黄河玛多以上河段分别于1960年12月10日至1961年2月底、1979年12月20日至1980年3月10日、1996年2月、1998年1月1日至2月底、2000年12月全月发生连底冻。整个这一段黄河因气温太低而成为冰体，“顿失滔滔”。正因为如此，1998年有记者到此采风，惊呼“黄河源头断流了”！

　　此外，有段时间黄河下游水是越流越少，几乎流不进渤海，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黄河水塔”出了问题。

　　“黄河源区的水系发育程度较高，水资源较丰富。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多达20多条。多年来，平均降水量为480多毫米，平均蒸发量在1000毫米左右，黄河源区天然来水量与降水量关系密切，正应了唐代大诗人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名句。”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杨勇说。

　　杨勇介绍，半个多世纪来，黄河源区平均降水量总体减少微弱，不足5%，而来水量却明显减少，减少量高达30%。“黄河之水确确实实是从‘天上’来了，但是相当一部分没有‘东流到海’，这还是因为我们的‘黄河水塔’出问题了。”

　　与此同时，“黑滩头”和草场沙漠化现象也经常发生。来自玛曲草原站的报告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玛曲县草原草场到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草场出现了零星沙化；80年代，草场沙化加剧；进入90年代，沙漠化面积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急剧递增。另一份资料则显示，1987-2000年13年间，黄河源头土地沙漠化迅速发展，沙漠化面积扩大、程度加剧，直接导致水土流失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占黄河源区总面积40%，且侵蚀程度均在中度以上。

　　“草场变成‘癍秃’，雪山冰川化了，湖泊干了，湿地消失了。”人们很清楚，这一切表明“水塔”真的是“生病”了。

　　有鉴于此，2005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批准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国家计划投入70个亿实施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与修复、沙化草原综合治理等工程。“加上2002年后，降水开始升高，2005年开始，草原下垫面明显改善，整个黄河再没有出现断流现象了。”蓝永超指出，两方面的合力暂时遏制了继续恶化的趋势。

　　“即便今年这样的丰水年，整个‘黄河水塔’的形势仍不能乐观，警报仍不能撤除。”杨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整个黄河河源区的情况还是“摇摇欲坠”。“气候变暖，雪线上升，多年冻土下降，降水量下渗，含水层加大，鼠洞遍地，天上来水不能很快转换成径流，这些仍可能导致黄河源区来水减少。”

　　杨勇特别指出，这些年降水量有所增加保证了黄河径流量，但黄河源头水位线的下降和阿尼玛卿山以及湿地的持续萎缩绝对是警钟，“黄河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旧严峻，‘水塔’仍在病中。”

　　时代周报记者从“九曲黄河之首”—玛曲县环境保护局了解到的情况，证实杨勇所言不虚。8月17日，该县环保局副局长才让道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截至2011年6月，全县90%以上的天然草场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黄河27条主要支流中，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则成为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

　　断流之因：自然和人类的夹击

　　“前一阶段，黄河断流的现象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一是人为因素，特别是过度放牧。”蓝永超指出。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砍伐森林、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当植物与海洋来不及消化这些气体，或是不能完全消化这些气体时，多余气体滞留在大气中，仿佛给地球盖了床被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报告表明，几乎可确定20世纪的全球暖化大部分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青海气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近40年来黄河源年平均气温增幅为0.7℃，属于高原异常变暖区。而相应的河源区冰川末端的最大退缩率为每年57.4米，其中1969-2000年间黄河源因冰川退化而损失掉的水资源就有0.7亿立方米。以阿尼玛卿山为例，这一区58条冰川在1969-2000年间，除三条前进、两条没有明显变化外，其余冰川普遍退缩。退幅最大的要算耶和龙冰川，34年退缩1950米。“最近这几年，这种冰川退化的现象有加剧的趋势。”蓝永超说。

　　如果说冰川退化对黄河水源的影响还不是很突出，那么多年冻土消逝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多年冻土，是指地表下一定深度内地温持续两年以上处于0℃以下的土层（土壤、土和岩石）。它拥有独特的自身演变规律，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多年冻土明显退化，活动层中原有的水热平衡被打破，热量失衡引起地温升高，季节融化深度加深，致使多年冻土上限逐渐下降，而多年冻土上限的下降，使得冻土活动层中水分向下迁移，近地表层土壤水分含量明显降低，地表变干。

　　更严重的是，“多年冻土退化，使河源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失衡，引起系列连锁反应。多年冻土层的存在能有效阻止地表水和土壤水分下渗迁移，使植被根系层维持较高水分、养分和有机质。黄河源冻土发育的低洼盆地和山间谷地是高寒草甸、高寒沼泽草甸植被最为发育的地区。但气候变暖，蒸发量剧增，干旱加重，必然导致黄河源区荒漠化加剧。”蓝永超指出。

　　另外，人为的破坏也加速草场的退化，影响到整个黄河河源区的生态和降水情况。其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畜牧业的大发展，无疑是罪魁祸首。

　　1975年3月27日的《青海日报》报道：“近十二年来，黄河公社的牲畜从2.98多万头（只）发展到14.7万多头（只），加上历年来向外出售的生产畜6.8万多头（只），比1965年翻了四番……”这个过程中，畜牧业对环境的破坏不难想见。

　　“冬虫夏草，黄河源区的宝贝，被人们称为‘软黄金’，50克售价一度高达几千元。在利益的驱动下，未禁挖前，每年春季有大批采挖虫草的民工拥向草原，这也加剧草原生态的恶化。”8月16日，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主任赵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西部开发，同样增加了黄河河源区的环保压力。因为西部大开发，不仅给黄河源带来新的生机，也让一些投机分子瞄上了这块世外桃源。

　　玛多县民族宗教局原局长诺尔贡指出，黄河断流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密切相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淘金热，近十万淘金者涌入玛多县，吃住都在草场。滥采滥伐难以控制，再加上本地牧民的超载放牧，最终导致本世纪初黄河源区的生态危机。”

　　离开牧场，牧民路在何方

　　或许正是因为本世纪初黄河断流带来的教训太沉重，从中央到青海各个州县，均要求采取诸如生态移民、网围栏等严格措施。

　　效果不可谓不明显。2003年，鄂陵湖和扎陵湖的水域面积达到历史最低点，分别是578和493平方公里；2011年，两湖的水域面积则增加到677和560平方公里。由于降水持续增加，一路走下来，时代周报记者发现，玛多县这个“千湖之县”过去萎缩和干涸的湖泊多数已经恢复，达日、久治、玛曲一带的草场也恢复良好。

　　然而，不少措施在实施当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困局。为了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改善黄河源头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实施“退牧还草”的生态移民工程颇受牧民诟病。

　　曲麻莱县麻多乡的嘎里，就是这些牧民中的一员。今年32岁的嘎里有两个孩子，养了70多头牦牛、30多只羊。为响应政府号召，不得不搬到麻多乡所在地的定居点。

　　“离自己的牧场有100多公里，再也不能放牧了。虽说房子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却失去了生活来源，政府部门每年提供3000元的生活补助。”无所事事的嘎里，每天骑着摩托车在乡政府附近转圈圈。

　　同样失去生活来源的，还有刚刚花五万块钱在甘肃玛曲县定居点买了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的牧民仁增。仁增来自本县欧拉乡，以放牧为主要收入来源，有时也做些小生意。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也为响应政府号召，两个月前，他举家迁往县城。仁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搬到这里没有享受任何补贴，目前自己最重要的事是能在县城找到工作，不然生活会遇到问题。

　　“牧民搬离原来的牧场到定居点，好处很明显，不仅交通方便，孩子的教育问题也能得到很好解决。”麻多乡乡长成林昂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大的弊端是，很多人搬到定居点之后生计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政府部门能够提供一些帮助，譬如鼓励他们到西宁等城市打工，但目前这些服务在资金方面仍有不少困难。”

　　“政府部门不能将牧民搬到定居点就完事了，还必须为他们今后的出路做些工作，还需要为他们的未来做出科学的指导，否则，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徐家良指出。

　　事实上，同样需要科学规划的，还有保护生态的措施，譬如为了保护牧场而修建的网围栏。8月14日和15日，记者就亲眼见到一些野生的藏原羚和藏野驴被网围栏阻隔，左冲右突、无所适从，甚至撞在水泥柱上。

　　“目前的网围栏没有给野生动物留下活动通道，这非常不利于它们的行动和整个草场生态链的发展。保护大自然，同样要关爱这些野生动物。”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汪永晨说。

　　汪永晨认为，如今的黄河河源区规划不仅要处理好政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人为破坏带来的影响，还要处理好自然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从这两条缝隙找到一条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