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厂利润薄至10%，暴利品牌商被指责任最大

　　耐克、阿迪沦陷“毒的衣”

　　本报记者 梅岭 实习生 柳雨 发自广州、中山

　　8月23日，香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成员以“裁判”装扮于Adidas香港旗舰店门前举起了巨型黄牌，以“排污不君子”口号要求企业停止化学污染；24日，李宁公司香港办事处，前来参加董事大会、久未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李宁在绿色和平“李宁要给力，承诺零排放”的口号下沉默不语，埋首于资料中……

　　此时，菲律宾马利金纳河，14件印有“detox-ing”（排毒）字符的运动品牌样品经由绿色和平人员的悬挂，在热浪烘烤的马利金纳河上空不断提醒着路过的人：NIKE、Adidas、CONVERSE、CK、PVH等一线品牌—全部含毒。

　　8月29日，广州中山，灰尘飞扬与机器轰鸣中，代工厂中山国泰染整公司的工人们在员工宿舍中隔着护栏悠闲张望，却不知此时公司董事们正焦头烂额忙于向国际品牌企业高管们澄清事实，提交证据。更不知自己的工厂近期内订单减少了一半，损失高达上千万……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这一事件涉及全球多数知名运动品牌，牵涉到了全球最为重要的制衣品牌代工厂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毒隐于衣，全球数亿人被动地与制造企业联动污染环境，更不知道“毒”衣加身所带来的危害。

　　毒发于衣品牌商集体沦陷

　　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绿色和平组织8月23日发布调查报告《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报告显示：今年4-5月份，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英国、阿根廷等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其中，52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含Adidas、NIKE、H&M、CK、彪马、李宁等全球知名运动服装企业。“其实我们关注的是水污染环境问题，此前发布了一个《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报告，我们发现供应商排放的污水中含有有害物质，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才检测到这些服装存在残留问题”。8月30日，绿色和平组织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这一将全球15个知名运动品牌卷入舆论漩涡的物质，名为NPE。据绿色和平介绍：NPE中文名为壬基酚聚氧乙烯醚，是一种常见的表面活性剂，医学实验证明这类激素可能导致性早熟，并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雄性体征的发育。

　　而当NPE被排放到环境中会迅速分解为NP，这将刺激模拟雌激素，对生物的性发育产生影响，此外NP还能通过食物链中生物体内存在，即使浓度很低，也将对人体造成危害。有专家表示，中华鲟的绝迹，有很大可能是与水质中大量含有NP有关。

　　“NPE在纺织业中被广泛用于印染，清洗工序，它有良好的渗透、乳化、分散、抗酸碱、抗氧化等五花属性，添加了NPE成分的印染助剂后，成品的印染效果会好一些。”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熊晓坤对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NPE的作用。

　　NPE无法消除？

　　当绿色和平《毒隐于衣》调查报告及新闻发布会召开后，Adidas有毒、NIKE有毒……众多全球一线运动服装品牌牵涉其中，引发了市场的轩然大波。

　　“这个事情我没听过，也不清楚，如果你怀疑有质量问题可以拿去查。”当时代周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对被指“100%产品中均含有NPE”的李宁公司客服部咨询时，其联系人如此回答。当记者问到质量检查会产生费用李宁负责与否时，李宁客服部以“费用这块我不清楚”为由草草挂断了记者的电话。

　　这番回复，与李宁公司事发后的反应截然相反。8月24日，面对绿色和平组织人员提出的NPE污染问题，李宁埋头于报告中未直面此事，但在绿色和平报告发布前一天，李宁发布声明：李宁公司将在8-10年间，全部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包括各级供应商及原料提供商）消除影响环境的化学物质，全面实现友好型排放。

　　“目前没有品牌商对我们的报告结果提出质疑，NIKE和彪马此前已经作出了2020年淘汰污染物质的承诺，李宁在报告发布前一天有所表态，最新表态的是Adidas，但我们认为李宁和Adidas的声明没有任何改善之处，我们将继续沟通。”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在绿色和平报告发布当晚，Adidas发布声明表示：Adidas的NPE浓度远远低于指标值，Adidas一直严格要求NPE浓度为100ppm的行业内最佳标准。截至目前，彪马与NIKE已承诺将在2020年前从其生产链中去除所有的有毒化学物。而对于李宁公司表示愿意“在供应链实现环境友好型排放”，绿色和平表示：“我们希望这些公司能在源头上彻底放弃使用这些有毒物质，而非减少使用。”

　　“我们认为，在NPE的问题上，主要责任是品牌企业，是因为品牌企业并未有相关政策对环境污染进行约束。”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而熊晓坤也持相同观点，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个人认为品牌企业的责任更大，对于这些知名企业而言，应当对其采购的材料质量以严格的标准予以限制，并在采购时进行检测，淘汰不合格材料。”

　　此外，在绿色和平公布调查的15家国际品牌中，许多品牌仍未对此事作出明确回应。当时代周报记者致电H&M时，其客服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官方部门通知我们衣服有问题，我们的衣服都是经过化学检测的，绝对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物质，有些报告可能是不属实的。”

　　同样，Adidas中国区客服办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女性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称：“没有任何数据表明我们的衣物中含有的NPE含量会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此前，当媒体询问Adidas有关“绿色和平的目的是希望商家淘汰和消除NPE”时，Adidas方面表示：“NPE在生产过程中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谁放任了NPE？

　　“欧盟的一些国家在20年前就已禁止了NPE的使用，整个欧盟在2003年颁布条例，2005年全面生效禁止使用NPE。”张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记者了解到，正是鉴于NPE、NP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欧盟已于2005年颁布《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的法规》，禁止纺织生产行业中使用NPE和NP；中国政府也在今年年初将NPE和NP加入了《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首次将NP及NPE列为禁止进出口物质名单中。这个目录是由环保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但对国内市场目前尚未有文件对NPE施行限制。

　　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Adidas样品含有NPE比例达40%，李宁样品含NPE比例高达100%。面对国内外均颁布的NPE“禁止令”，市场不禁发出疑问：“NPE从何而来？”“欧盟设置这些法律是为了NPE的零排放，当地工厂不能再使用这些有害物质，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进口的商品可能含有NPE。”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在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中表示：“目前，还没有一家品牌建立机制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公开其使用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在绿色和平《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报告发布后，CK表示：“我们认识到公司的供应链流程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控制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但我们正在努力……”

　　但也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一定全部是品牌的责任，里面会涉及很多问题，品牌和供应商是一种商业的关系，是不是所有的责任都要跨国公司去承担呢？供应商也应该有所改变，很多客观原因是品牌公司不能够将供应商往前推，对于第二第三层供应商，品牌能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多。”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此次NPE污染报告中，78件样品的生产地均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其中产自中国的多达28件，其中李宁所有涉及产品均来自于中国。“NPE比较普遍运用于我国的纺织生产中，主要运用在染色与整理处理过程中，是由制剂所带来的。”第一纺织网总编辑汪前进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熊晓坤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NPE在我国被广泛运用于印染和清洗工序。”

　　而这些环节正是国内纺织代工厂OEM的主要步骤。对此，李宁、H&M等多家国际运动品牌中国代工厂之一的中山国泰染整公司副总经理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NPE作为表面活性剂有很多种，往往是用来洗涤，但我们行业并非直接需要这种物质，但制剂里面可能会含有。”

　　陈鑫在给时代周报记者出示了多种制剂购买企业名单时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使用NPE，工厂将棉纱采购回来后染色、整理、做服装的工序里，我们在2003年就已经禁止使用含有有毒物质的染料。”

　　对于为何在李宁等多家供应商产品中查出NPE物质，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含有NPE并不能代表是出自中山国泰，每个品牌企业在国内的代工厂都非常多。而且很有可能是出在制剂里面，生产环节中是不需要用到NPE的。”

　　在阿里巴巴网站上，记者找到了众多的NPE销售店。其中一销往广州、广西等地的一化工有限公司陈姓经理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NPE在纺织环节中是被大量使用的，很多珠三角的代工厂都从我们这里购买，同类产品中NPE能达到的效果最好，如果用其他的产品来代替，配套制剂就会增加，企业成本也会上升。”

　　据此陈姓经理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NPE我们的售价一般在1.68万元一吨，这算是纺织业中性价比最高的化学制剂了。”但对于NPE含毒一事，其表示并不清楚。

　　对此，汪前进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使用NPE，对于企业而言肯定降低成本。”熊晓坤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其实已经有替代NPE的无毒助剂产品，但是成本相较于NPE而言要高出5%-10%”。

　　在中山国泰染整公司的对面，即是广州中山地区较为大型的高平污水处理厂，其化验科胡先生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NPE和NP这两种污染物质我没有听说过，我们都是根据国家的检验标准来设定的，国家的检验标准中没有这两项说明。”

　　据悉，目前在我国对于NPE和NP两种有害物质仅限制对外进出口，但对于国内市场并未有任何明文规定。对于为何禁止进出口，却未能在国内市场禁止使用NPE，汪前进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企业成本角度，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代工厂本来就是微利，使用NPE的替代品必然会亏本；从国家的角度上来看，法律的完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对此，何智权对时代周报记者称：“纺织行业代工厂的利润是比较低的，他们在劳务成本或是环境层面投入的资金比较多，在这个低利润的层面上让他们主动去改变制剂等成分的动力并不大。虽然国家品牌商在监督供应商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但反过来说在采购价格等方面，纺织业的商业领域的利润比例是否要重新考虑下合理性？”

　　“脱节”的供应链

　　“我们现在很困难，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还要差。2008年是大环境差，但我们质量比较高，客户信任度比较好，可以坚持。而现在外部情况很一般，NPE事情发生后我们的负面影响很大，即使很好的合作关系，因为要承受压力，因此对我们非常小心，新开发的客户对我们则坚决不下单。”国泰副总经理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在向记者出示了众多证据证明国泰染整公司不涉及NPE后，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们的利润其实是非常低的，这个事情发生后，我们的订单量下降了一半，而亏损目前估计已经在上千万以上，后面的还不知道。”言语之间，愁云满面。

　　“今年无论是宏观政策环境，还是产业链原料供应情况都加剧了国内代工企业的生存难度，不少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短缺而不得不减产、停产，还有部分企业因此倒闭，国内代工企业链正面临着行业内的调整。”熊晓坤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受制于上半年原材料的波动，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压力，纺织代工企业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外向型企业一方面面临成本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外单减少压力。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并不是平均的，在中国来说，代工企业能拿到10%的利润已经很不错了，其余大部分应该都被终端的品牌商拿走了。”汪前进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纺织行业的链条是这样的，我们收购棉花后，加工成棉纱，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染色、整理、加工、质检、打包。但我们整个代工行业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也就在10%左右了，是靠量来维持的，如果订单下不了，就会亏损很多。”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原料供应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低的部分，供应商客户群体比较广，它既可以把原料供应给代工企业，也可以供应给内销商，但代工企业的链条比较单一，压力最大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品牌和渠道，生存必须依靠订单和客户，非常弱势。”汪前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对此，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熊晓坤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品牌公司可以说是服装产业链中获利最大的环节，代工企业仅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代工企业所获利润少，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在生产环节中的偷工减料行为的发生。”

　　“我们并非针对供应链企业，之所以发生这种状况，我们认为品牌企业的责任更大，供应商没有来自于品牌的约束，如果品牌有这个政策，供应商就会履行，NPE污染问题就会从根本上解决掉。”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我们与一些大型运动品牌也有过接触，他们也在改变和琢磨这些问题，但要从整个供应面去改变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我认为无论是跨国品牌还是本土代工厂，都应该去考虑下他们采购方面的政策，这样改变得会更多。”何智权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据悉，上述越来越多的运动品牌目前已因NPE报告对自身代工企业环境引起重视。而作为一条完整而不可分的产业链条，无论是品牌企业、代工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究其本身最为重要的，仍然还是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