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打假”：一场田间地头的专利战

杨颢

　　核心提示：在驱逐造假者的过程中，农业部门支持了先锋们的“打假”运动，外资巨头是否会一举垄断中国种业市场？

　　2010年10月21日，新疆乌鲁木齐乌拉泊火车站，一列准备出发的火车突然被拦了下来。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三节车皮中装的全是玉米种子，重达180吨。

　　参与此次执法行动的，还有杜邦旗下先锋国际良种公司的几名员工。经检测确认，这批种子为先锋一款名为“先玉335”的玉米品种，但绝不是先锋公司生产的正规种子。如果这些种子没有被拦下，将被运往河南销售。而玉米是河南第二大种植农作物种类，仅次于小麦。

　　老马（化名）就是这几名先锋公司员工中的一个。这样的情景，老马已经遇到过太多次了。在先锋，老马的职务有些特别，叫“知识产权维护专员”， 属于法律部，通俗一点说，他的职责就是“打假”。和他做同样工作的还有10多位同事，但由于假冒侵权案件太多，老马有些力不从心。“十几个人简直是杯水车薪，忙不过来！”

　　而据郑州新支点农业咨询公司负责人李鑫的了解，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先玉335”产品80%都是假的。农业部调查也显示，全国市场上销售的“先玉335”种子，有超过一半的都是仿冒品种。

　　《华尔街日报》近期在一篇名为《中国山寨新成员：农作物种子》的文章中指称，在中国，仿冒名牌手提袋和盗版软件多年来一直都存在，但“现在这种所谓的最高形式的恭维，似乎延伸到了最基本的大宗商品身上：农作物种子”。而拥有优良品种的先锋和孟山都这类的跨国企业，正成为被冒充的对象。

　　先锋，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种子企业，而同为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孟山都，则是转基因种子的领先生产商，二者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以上甚至100%的市场份额。

　　“种子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开发培育一款种子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一旦被侵权，伤害非常大。”孟山都中国区玉米种子事业部总经理、中种迪卡种子公司总经理汪泓对本报记者称。

　　不过，外资种业巨头在中国的田间地头发动的这场专利战，是否将是微软维权的历史重演？在将大批造假者驱逐出这个市场的过程中，外资巨头是否会一举垄断中国种业？

　　先锋们的“打假”运动，得到了中国农业部门的支持，但对于行业主管部门而言，在整治乱象之后，更大的挑战在于，培育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本土种业龙头。

　　“过分依赖国外种子，一旦产生垄断，就会很被动，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自主创新品种，要让中国的蔬菜（粮食）有‘中国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凤田撰文称。

　　先锋“打假”

　　导读：“套牌”和“仿冒”，占据了“假种子”现象的85%。

　　2002年和2006年，先锋先后与登海种业（600354.SH）、敦煌种业（600354.SH）组建合资公司，从事先锋选育的玉米杂交种“先玉335”的制种和销售。

　　不过，按照先锋方面的说法，直到2004年，“先玉335”才通过国家审定，并开始在中国市场销售。

　　在经过一段平淡期后，以92%以上的发芽率保证、单粒播种为最大优势的“先玉335”开始获得市场的青睐，逐渐走俏。“先玉市场的红火应该是从2008年开始的，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假冒侵权也随之而来，来势汹汹。”老马回忆道。

　　假冒侵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打着别的玉米品种名称生产、销售先锋的品种，也就是业内通称的“套牌”，老马把这种手法称为“挂羊头，生产狗肉”；二是，仿冒先锋系列的包装，里面或是先锋的种子，或者是其它种子。

　　据老马统计，这两种手段占据了假冒侵权现象的85%，由于“套牌”的手法较为隐蔽，这类方式又占据了其中的八成。此前有媒体称，在东北某省，某“种子一条街”上95%的商铺都在套牌“先玉335”。

　　2009年，先锋发现有2家公司在市场上销售一种名为“吉单525”的玉米种子，由酒泉市通盈种苗公司生产，辽宁方孚种业公司包装销售。但经DNA真实性检验，该种子就是“套牌”的“先玉335”。

　　由于当时“先玉335”尚未取得植物新品种权，不能以侵犯“植物新品种权”为由起诉。于是，先锋只能以“侵犯商业秘密”状告两家公司，今年3月，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通盈、方孚终审败诉。

　　2010年，“先玉335”取得植物新品种权，老马的工作顺畅了很多。也就是这一年，老马和同事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查获到迄今为止最大一起针对“先玉335”的侵权案。

　　2010年6月，先锋得到线索，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天柱绿色农业发展公司在非法生产“先玉335”。老马的同事悄悄去了田间进行辨认，并采集了样本送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检测中心进行检测。通过DNA序列的对比，发现该种子和“先玉335”相同。

　　随后，先锋向阿鲁科尔沁旗得农业部门和公安部门举报，封存了涉嫌侵权的玉米杂交种子240吨左右。由于案件巨大，该案又被上报至国家农业部和公安部。

　　据进一步调查，天柱公司早在2000年就被吊销了生产许可证，但其之后10年一直处于非法生产的状态。据阿旗农业局种子站站长张瑞祯此前的介绍，天柱公司和当地农民合作繁殖“先玉335”的面积为5000亩，而先锋公司自己目前也仅推广了3000多亩。

　　老马透露，2010年，仅先锋参与调查的打假案涉及的非法种子数量就达1688吨，这些种子已经全部被执法部门查扣。而2011年1月，在天柱公司的生产基地，再次查获未收获的非法种子1740多吨。

　　孟山都中国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据该公司介绍，其目前“打假”的流程是，在市面上发现假货后，通过农户、零售商、经销商或者销售代表等等购买带有发票或者收据的假种子；尽可能的多取证，以确定假货的销售范围和估算假货的量。如果可能，尽量找到货源和存放种子的仓库。

　　其后，孟山都向当地种子管理站执法大队或工商部门举报。“一般当地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会采取较快措施查封当地仓库。如果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且案值较大，可以向农业部举报，以达到彻底查处的目的。”

　　乱局下的蛋

　　导读：价格战盛行，企业利润低下，进而导致研发缺失。

　　在汪泓看来，之所以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种子侵权案件出现，首先源于中国种业特殊的生产模式。

　　一般而言，先锋、孟山都这类的种企，在中国都有自己的育种公司，而育种公司一般会把“种子亲本”交给当地的农民，由他们具体负责种植、繁育工作。

　　“中国的农户小而分散，这种繁育模式涉及田间地头千家万户的农民，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汪泓介绍，假冒企业的种子，大部分来自于“套购”。所谓“套购”，有两种模式，一是直接从农户手中收购一部分亲本，自己繁育。

　　“他们也是春天种，和我们同步，甚至就买1公斤亲本，拿到海南等热带地方去加繁，加快繁殖速度。”

　　汪泓表示，这种方式制造的种子，与正牌的种子基因是一样的，但质量上差一些。外资很多正牌的种子发芽率都保证在90%以上，制假企业的种子发芽率不会这么高。而中国对发芽率的要求是85%。

　　另一种“套购”方式，技术含量更低，即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生产好的种子，自己进行包装后即可出售。

　　2001年3月，孟山都与中国种业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种迪卡杂交玉米种子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发玉米杂交种迪卡007等。这几个杂交种在中国西南、西北一些省区试种并通过审定，丰产性、抗病性、抗逆性均好。而广西和云南，正是迪卡系列种子的主要销售区域。

　　而孟山都的种子生产基地，也在云南等热带地区。尽管其与当地农民签订了合同，但并未能阻止他们将种子卖给出价更高的套购者。

　　让汪泓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孟山都在云南生产的一半的种子都被套购走了。“当时都出动了工商和公安部门，沿途设卡，希望能截下来，但最终没有成功。”

　　第二年，孟山都只能转移了生产基地，但套购者很快又得到了消息，聚集而来。现在，孟山都的办法是，抢在农民晾干剥粒前收走，直接用机器烘干剥粒。“但是，这不能阻止他们套购种子亲本去繁殖。”汪泓说。

　　导致假种子泛滥、套牌侵权行为不断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进入门槛过低，价格战盛行。

　　有“本土杂交水稻龙头企业”之称的隆平高科 (000998.SZ)董秘彭光剑对本报记者称，因为公司众多，竞争都以价格战为主，企业利润低下，进而导致研发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都“只买不研”，种子市场“假而不劣”。

　　农业部统计数据则显示，我国持证种子企业有8700多家，注册资本在3000万以上的仅有200多家，实现繁育推一体化、经营范围覆盖全国的企业不到100家。而种业前10强，仅占据了约13％的国内市场份额。

　　而这8700多家种子企业中，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只有100多家。并且，即使是有研发能力的企业，投入也不足，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只有约3％。相比之下，国际种业巨头一般把销售收入的6％－15％用作科研经费，平均比率约为11％。

　　“不应该出现这么多公司，因为好的品种没那么多。因此，只有造假侵权。”郑州新支点农业咨询公司负责人李鑫称。

　　当然，对于造假者而言，低成本、高利润，是其前赴后继的最直接的推动力。

　　按照汪泓的说法，孟山都每开发一个新品种，正常需要7-9年时间，此后，亲本生产需要1年，商品种生产又需要1年。还有3-4年的审定过程。漫长的时间中，资金投入更是巨大。

　　而造假者，除了套购需要的极少成本外，其它成本几乎为零，但其售出产品的价格，却与正牌产品相差无几。在东北地区，流传着一个假种子销售商的财富“传说”。据称，他造假、售假三年，第一年，他开的车是捷达；第二年，换成了奥迪A6；第三年，他又开上了陆虎。

　　汪泓还称，“一旦查获制假点和产品，地方农业局和种子局都没有处罚权力，处罚单位在这个方面又没有经验，处罚力度不够。”并且，“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在刑法上没有对应的罪名。此前，先锋查获的几起案件，最后均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非法经营罪”进行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