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生命线

　　经济导报记者 　赵婷

　　从郭美美炫富引发慈善强震开始，慈善闹剧的主角在变，话题却始终没变。近期，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成为舆论的新焦点。从中国红十字总会，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再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真的是“见光死”，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应该如何重建？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黄震4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基金会能否做投资、如何做投资需尽快辨明，立法应认定基金会为财团法人，并明确其法律地位。基金会信息公开体系亟待完善。”他表示，我国基金会投资监管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慈善组织“见光死”？

　　针对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涉嫌公益牟利的问题，黄震表示：“我国基金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而公众对基金会的期望值又极高，一旦出现问题，基金会很可能失去道德优势，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黄震称，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的生命线。公益慈善财务管理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不易保证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效率，也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再有一两个害群之马被公众发现，很容易产生蝴蝶效应，导致整个公益事业的公信力严重受挫。

　　“实质上公益慈善界掀起了一场‘慈善打假’行动。”在黄震看来，当前舆论抨击的重点已从“灰慈善”转向了“伪慈善”。“‘灰慈善’是指公募机构不透明、不规范，而‘伪慈善’是指打着慈善的名义敛财。二者有所区别。”黄震说。

　　黄震表示，从“郭美美事件”到“卢美美事件”，再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正如突然从黑暗中走出的人初见阳光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应尽快适应阳光的强光照射，直面人们猛烈的质疑，公益慈善机构走出危机的惟一办法是自救，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疑，才能重建公众的信任。

　　基金会投资监管尚需探索

　　对于公众质疑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投资问题，黄震表示，基金会能不能做投资、如何做投资等问题确实需要辩明，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能否做大。

　　导报记者了解到，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基金投资的规定只有一句话———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金会适用何种投资操作的方式，要视基金会的情况而定。”黄震介绍，我国基金会投资有委托机构投资、内部直接投资、设立专门企业三种模式。宋庆龄基金会属于设立独资的投资公司。

　　“基金会投资不得买期货，不得违法贷款和提供担保，不得投资艺术品，奢侈品。不得从事直接经营性、生产性领域的投资。”黄震认为，即便处于保值增值的目的，公益资金用于投资，也需要考虑基金会资金的流动性、收益性。

　　在黄震看来，基金会的投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益目的，其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的非营利性不是说不能去赚钱，而是不能随意对收入进行分配。”他说。

　　据介绍，我国以往通常以对待社团的方式来对待基金会，但二者在特征上有所区别。“将来我国的立法应确立财团法人的法律地位，并确认基金会为财团法人。”黄震建议。

　　信息公开体系

　　近日，有读者致电本报，称在肯德基就餐时遭遇“被捐款”。“点餐时服务员少找我一元钱，称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胜餐饮集团旗下肯德基等品牌发起‘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全国劝募活动。一元钱不多，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我可以捐上几百元给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不想捐一元钱给郭美美买包。”该读者说。

　　“不撒谎、不贪财、不恋权、不图名，这是做慈善的底线要求。”黄震说。

　　但是，慈善的公信力一旦塌陷则难重建。“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的生命线。”黄震表示，但事实上，基金会与捐助人、受益人和社会公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基金会拥有明显信息优势。

　　“基金会与政府不同，它不拥有商业秘密，也不涉及国家安全机密，而与政府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提供某种公共产品的部门，完全可以充分地披露更多信息，体现透明度和公信力。

　　 同时，基金会与公司的相同之处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受政府监督而又面向市场的独立主体。”黄震分析，“基于以上相似之处，在信息公开制度上，基金会可参考和借鉴政府和公司的信息公开模式。”

　　 “我国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存在法律规范的位阶不高，框架结构比较粗糙，内容较简单等问题，”黄震说，“除了法律缺位，从事基金会实务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息公开的意识。我国的整个基金会信息公开体系接近于空白。”

　　“基金会是否能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是基金会以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点。”黄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