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社区自治不是简单割尾巴

　　 据报道，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认为，街道（街道办事处）将大量的工作交给社区，直接导致居委会（社区）行政化严重，“居委会成为政府的腿脚，自治的功能大大弱化”。

　　 其话语的背景是，安徽铜陵市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一年后取得良好效果， “铜陵模式”即将在安徽全省推开。民政部也在总结铜陵改革效果，如果评估效果好将会在全国推广。王金华认为，“铜陵模式”是城市管理中革命性的一种变革，但不管能否全国推广，撤销街道肯定是一个趋势。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是县，广大农村基本上是乡绅自治。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农村建立了乡镇一级派出机构，而在城市建立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层次，这种构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臃肿现象。

　　 街道办事处是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城市最基层的行政区划，下辖若干社区。街道下面的社区尽管不属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但由政府承担经费，因此，街道也自视为社区的上级领导并委派工作。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不断有乡镇并入市区后，大部分改为街道，因此，街道数量不断膨胀。

　　 街道的工作主要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管理计生与流动人口工作，以及公共卫生、民事调解等。当街道只起“二传手”的作用，把这些职能工作推给社区的时候，社区没有手段、没有服务资源、没有财力应付得了。两者重叠的管理职能，导致有能力的不管，没能力的管不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很低。而且，这种复杂的管理层次导致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很高，社会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反馈，信息上下的交流被过多的部门所分解。

　　 但是，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撤不撤街道，而是如何有效的发挥政府服务功能。中国城市管理的层级多，管理链条过长，有些事项需要层层盖章、审批、汇报等等，大大降低了效率。在社区与职能部门之间，街道成了一个多余的冗员，并消耗大量财政资源。但如果取消街道，那么，社会管理可由社区自治实现，但公共服务职能由谁来承担呢？

　　 社区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现在其大量精力放在处理上级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交给的各项任务，实际上成了办事机构。民政部要求的改革方向是强化社区自治功能，但是，撤销街道后的很多行政性工作可能会更多的压在社区身上，从而让社区的行政化倾向严重。

　　 因为，社区的财政预算来自政府，资金来源将决定其自治的程度。比如，北京石景山区鲁谷社区的改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鲁谷本想实验将社区建设成为像人大一样具有决策权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组织。但是，由于社区的财政由政府拨付，难以实现有效的自治，政府不断分派任务并主导一切社会管理工作。

　　 因此，在撤销街道之前，必须将街道的公共服务职能明确的分解到不同部门。事实上，街道本身也承担了很多本不应该承担的工作，存在责大权小甚至是有责无权的现象，就如街道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一样。撤销街道并不能完全解决行政部门之间的权责混乱，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并不是割掉尾巴就能顺畅。

　　 因此，如果想要创新社会管理，前提是先理顺和明确政府的职能，而不是层层推脱而陷入权责混乱的泥潭，影响效率。而要强化社区自治，就需要真正的赋予社区独立地位，让社区自筹资金，自我管理，否则，去掉街道这个“婆婆”，会有更多的“婆婆”要求社区承担责任，更妄谈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