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季元振：谁之建筑？何种当代性？

　　被伤害的理论

　　第一财经日报：“结构理性主义”的思想核心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季元振：“结构理性主义”是巴黎美术学院教授、建筑理论家尤金·维奥登·勒·杜克在1853年的演讲中首次提到的建筑原则。这一理论推崇建筑科学，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末开始，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出发，一些西方的建筑师认为对建筑也要进行改造。他们强调建筑形式要追随内部使用者的目的性，和建筑材料的自然特性。

　　这是一个基于工业化变革的理论，把建筑的功能、结构、建筑材质、方法与艺术性当做一个整体，确立了建筑各要素的科学性原则，而非一些建筑师认为的——建筑是技术加艺术。建筑师必须是能够将建筑结构与艺术性打通的人，这是基本的建筑伦理。

　　日报：这个理论在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季元振：这个理论确立的两大核心价值，在今天的中国需要不断重申：首先它强调建筑要符合建筑的纲领——遵循建筑的目的性：为什么建筑？为了谁建筑？其次，要根据建筑材料的性质去使用它。这个主义的思想核心就是符合建筑的科学性，把科学的观念引入建筑艺术理论，对节约材料和发展生产力最有利。

　　在中国，重视和了解建筑结构与建筑美学的关系的建筑师越来越少了，他们往往孤立地强调艺术性和建筑形式，一些建筑系的学生甚至认为，谈结构，会妨碍他们“创新”。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建筑师把中国当作建筑实验场，把在西方国家在建筑功能甚至安全性方面，无法通过论证的项目搬到中国来搞，产生了一些不顾功能和结构而样式新奇的建筑，为了弥补这些样式新奇的建筑在功能和安全性上的不足，就不得不花大钱。悲哀的是，这样的建筑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的典范。我们忘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的住房问题和住房安全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建筑需要回到“少花钱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质朴的层面上来。

　　日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天我们谈论梁思成先生的建筑学思想时，似乎艺术性和文化内涵方面的价值也被放大了，而梁先生在建筑科学性方面的思想相应地被淡化了。

　　季元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一批建筑师留学回来，中国的现代建筑学开始发展。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这所学校与巴黎美术学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那儿带回的建筑学思想是基于科学的、结构理性主义的。何以见得？梁先生是多面的，既有艺术家的一面，又有非常理性、非常科学的一面，梁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在30年代研究中国建筑的法式，所谓法式就是规制和要求。最重要的是，他把各个朝代的建筑纵向地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的过程完全用西方的方法，不像很多人用感性来研究，《清式营造则例》是林徽因写的绪论，这个绪论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援引结构理性主义思想，钩沉了中国古代建筑从唐代到清代的一个演变脉络，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科学性的衰落是建筑艺术衰落的根源和标志。

　　平民建筑师的人文关怀

　　日报：过度强调建筑形式，基于何种心理？在今天，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心理？

　　季元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人开始搞现代主义建筑，苏联是从赫鲁晓夫开始，在建筑上走工业化道路，用这个办法解决了苏联人的住房问题。过去苏联建房子讲民族形式，花钱多，效益低。五十年代，苏联已经开始建筑上的改革了，中国还在继续强调民族形式，一直搞到九十年代，“北京西客站”就是个例子——方盒子上面加一个民族形式的“大屋顶”。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民族形式”这一概念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件事从没有被理论说清楚过。我们讲“民族主义”，但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建筑都是“民族主义”的，所以“民族形式”是世界共通的历史形态，是对过去建筑的统一称谓。

　　建筑问题复杂得不得了，不完全是科学层面的东西。梁思成先生在四十年代就意识到，民族形式的大屋顶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协调的，但那时我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需要从建筑的形式上确立民族自信心。今天，我们则需要少谈艺术，多想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我们就谈如何用“结构理性主义”的思想，少花钱、多办事，把老百姓的住房、学校、医院建设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西方在二三十年代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日报：“平民建筑”是现代主义者的重要思想，这一概念与“结构理性主义”有内在联系吗？

　　季元振：建筑在封建时代永远是为社会上层服务的。在欧洲，建筑师总是为教皇、贵族和有钱人服务，老百姓的房子从来是自生自灭的自建形态。“平民建筑”的概念也是欧洲首先提出的。

　　一战之后，“房荒”在欧洲蔓延，可以说，一战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催生婆”，那么多人流离失所，社会极不稳定。当时，建筑革命就是要解决平民的建筑问题，一批现代主义的建筑师正好在“结构理性主义”里找到了符合他们建筑理念的思想，他们认为工业化的方法最容易解决大批人的住房问题，既然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就需要产品的标准化和定型化。“结构理性主义”在欧洲从思想变成物质，用了短短六十年时间。

　　所以，我认为现代主义者是一批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平民建筑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再次提出，是因为今天的建筑是为有钱人建的，替老百姓想想，他们根本没法买房子。最大化利用物质资源，是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如此，资源才能变为物质财富。

　　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反映在建筑上，应当是适度的面积和内部功能的完善。我们讲节约型社会，但是在建筑上又是怎么反映的？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体系，要把对资源禀赋和建筑对象的考量纳入一套系统。

　　日报：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下，“平民建筑”怎么来做？

　　季元振：我们现在有些人想用商品经济的方法，解决老百姓这个群体的住房问题。我的研究生王立新在2002年的调查报告里写道：城市居民50％是买不起房子的。这个人数不小啊，这些人都要政府进行各种层面的补贴，必须借助政府支持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

　　平民建筑的很大一块是社会福利，需要政府给予政策和财政扶持。我明确提出要解决平民的住房问题得靠计划，而不是市场，我们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不能没有计划、缺乏逻辑地下达一个指标。至于如何规划、如何落实、什么是建筑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笔糊涂账。我们完全没有工业化的洗礼，没有科学的方法，但建筑的科学性原则和建筑伦理必须进行理性地梳理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