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放贷者的“自白”

　　杨洋

　　记者杨洋老刘，曾经是银行从业人员，现在的高利贷放贷者。

　　像大多数放贷者会刻意保持低调一样，老刘也不会随意向别人介绍他的第二个身份。即便是这样，作为一位“浸淫”在民间借贷圈子十余年的“资深”放贷人士，知道他以及他在做什么的人依然有很多。

　　如今，哪怕是在北方的二三线城市，想要接触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途径也很简单：通过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房地产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或是一份刊载了大量小额贷款广告的当地报纸，人们便能快速“碰触”到这一略带神秘色彩的活动。8分到1角不等的月息报价，更会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感受到眼下民间借贷高利息倾向的趋势。

　　不过，由于放贷活动的隐蔽性以及放贷者与借贷者的低调，想要真正了解民间借贷的内部运作，或放贷者具体的放贷活动并不容易。而老刘的出现，为我们揭开了这神秘面纱的一角。

　　放贷初期：不是“放贷者”的放贷者

　　 今年已近60岁的老刘，最早的放贷活动可以追溯到1993年，但他并不认为当时是在放贷。

　　1993年，部队转业的老刘被分配到北方一座二三线城市的银行工作。一天，一位战友找到他，希望在他的帮助下，申请一笔银行贷款用来做生意。由于未能满足银行贷款条件，请求最终被拒。重情意的老刘便主动提议借钱给他，战友随即表示，可以以略高于银行年贷款利息的利率作为回报。随着战友的生意渐有起色，老刘不仅顺利拿回了本钱，还初次尝到借钱的甜头。

　　其实，民间借贷在很多资金并不充裕的小企业成长之初，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哈尔滨市某民办幼儿园高园长就对记者表示，作为一名下岗职工，在幼儿园创办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资金。当时筹措资金的唯一途径就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借款，高园长说：“2005年，按照年息一分的标准，从朋友处借来30余万元，这笔钱就成为幼儿园建立的启动资金。”如今，该幼儿园已初具规模，入园儿童人数最多时可达200多名，该园的固定资产已达300多万元。

　　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无论是个人与小企业还是小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极为普遍。温州市银监局2007年曾对民间融资占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做过调查，调查数据表明：当年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为2200亿元，占运营资金的28%，调查还发现温州民间融资多以民间借贷方式进行。民间借贷的正面作用也被国家监管部门所认同，日前，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称，今年上半年，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老刘并不认为当初借钱的举动是一种放贷行为，他称“这完全是帮助朋友。”而记者所采访的很多小企业主也表示，早期的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所以往往在还完借贷的资金后，还要还一笔“感情债”，如逢年过节的礼品答谢、对方遇到资金紧缺时也要出手帮助等。

　　民间借贷夹杂“感情债”也助推了借贷成本。杨先生是某著名电脑品牌在东北地区的省级代理商，至今提到几年前的一次借贷行为，还会让他感到忿忿不平：“在我们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曾经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借过100万元，对方是我的一位朋友。当时这位朋友要求以企业年纯利润的20%作为利息，按照企业之前的盈利水平来看，借贷利率与当下持平。不过后来企业发展的速度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利润是年年翻番，因此两年的借款时限到期时，我们支付的利息已达100万元，与眼下的高利贷相比也不‘逊色’。”

　　放贷中期：从担保人向放贷组织者转变

　　纯粹帮朋友、无意识的借贷行为，意外地将老刘拉上了一条“生财路”。随着战友生意的越做越大，需求的资金也越来越多，这时，老刘的自有资金已经无法满足战友的需要。怎么办？他想到了自己的亲戚和同事。

　　一位曾参与老刘放贷活动的银行员工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家手头都不富裕，通常个人只能放款一两万元。而该工作人员也证实，老刘在其中只充当了担保人角色，真正的借款人是他的战友，这一点从借条内容便可看出。当记者询问其有没有考虑过风险，她回答：“一方面利息比银行高一些，年息可达到1分；另一方面有同事担保，风险相对小些。”

　　在放贷高峰期，以老刘作为担保人借出的资金就达到百万余元，涉及三四十人。

　　该银行员工告诉记者，近几年她投入这块的资金已达20万元，其中包括自己、妹妹以及父母的钱。她说：“继续加大借款规模的原因是借贷人比较讲信用，如需要提前支取借款，不仅马上支付，而且也会照常支付部分利息。”

　　老刘此时的身份也悄然发生着转变：由小放贷者到担保人再到放贷组织者。身份转变的关键因素便是“钱”。充当担保人时，老刘每年都会收到战友2万~3万元的感谢费以及散户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红包，不过这与通过“低收高放”所赚取的利差收入相比，显然微不足道。身份转变后，老刘曾在一年时间内赚到十几万元。

　　放贷形势的大好也把老刘冲昏了头，他选择了辞职，到战友的公司上班，主要工作就是拉借款。意外的是，随着老刘的离职，部分同事的资金开始撤出，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随企业主决策的失误而急转直下。所幸，企业主缩小了经营规模，及时偿还了借款。

　　上文提到的杨先生除了心有不平外，就是后怕。当记者询问他，当初的100万元如果没能还上该怎么办？他说，现在回头再想想都会害怕，觉得自己的胆子太大了，只考虑到生意一定会做成功。而这恰恰是目前借高利贷的小企业主们的共同心理。

　　不过，并不是所有与高利贷沾边的小企业都能从高利贷漩涡中全身而退。内蒙古金利斌自焚事件就是典型一例，据悉，其自焚的导火索便是背负的高达12.37亿元的巨额民间债务。

　　而即便是那些受益于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的小企业家也不愿意与其再有瓜葛，杨先生和高园长同时告诉记者，如今自己的企业都已初具规模，但不会再与高利贷沾边。当问其原因时，他们都表示，已经无法承担目前的高利率。

　　不是尾声的尾声：民间借贷链条尚未成形

　　眼下，老刘依然在从事民间借贷，不过规模远不如前：“只有四五十万元，大部分是自己和亲戚的钱。”对老刘“买卖”冲击最大的便是涌现在街头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

　　在很多人眼中，老刘与这些有门脸、有牌照的“正规”公司相比，只是“杂牌军”，一位小放贷者当着老刘的面表示：“贷款公司可以给我们3分月息，而你只能给2分，我为什么要放给你？”

　　老刘说，他也想过把钱放给这些“正规”公司，不过正是有了十多年的民间放贷经验，才让他觉得其实这些“正规”公司的风险更大：“我们的钱被放给谁，用来做什么，就连这些公司的内部人都说不清楚，我怎么敢把钱给他们。”

　　老刘自己的民间借贷链条很简单：由他将散户，即资金规模较小的放贷者资金汇聚，然后直接放给需要资金的个人或企业。不过眼下，大部分民间借贷链条已变得极为复杂，中间环节很多，个别放贷者更是存在欺诈行为，使部分资金在民间借贷链条内循环，如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近期对当地民间借贷情况所做的调研中就曾对其流向作出如下分析：当地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40%的资金依然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因此，民间借贷除高息化倾向外，最值得人们注意的就是中间过多环节的出现，这些环节不仅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也使民间借贷进一步出现“异化”。

　　曾经银行从业者的身份，让老刘的放贷行为备受质疑，老刘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利用银行的贷款从事民间借贷行为？对于这一问题老刘也很坦然，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如陕西的榆林、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已经出现个别银行从业人员参加民间借贷活动，甚至冒名贷款，违法、违规将银行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情况，当地银行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加大培训、宣传力度，对出现上述问题的员工也采取了停职、辞退等惩处办法。

　　此外，对银行信贷资金可能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情况，银监会在去年出台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其中就要求，对于大额贷款采用委托支付的方式，强化贷款用途管理，防范借款人资金被挪用。也就是说，当银行发放贷款时，并非将资金转入借款人账户，而是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

　　虽然近期民间借贷案件频发，在某些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影响只是局限在当地，或者是某个借贷群体，并没有引发连锁反应。针对这一情况，老刘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现在民间借贷的链条尚未完全打通，即并未形成完整链条，也未将诸如金融机构或实体经济的企业裹挟进来，而部分民众对民间借贷也提高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