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美国得到与失去的

　　张国庆

　　如果美国不发动一场针对主权国家的战争，而是聚国际力量对基地恐怖组织乘胜追击的话，国际新秩序建立的机会就增大了

　　1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心中，过去的10年却弥足漫长，留下的记忆也弥足深刻。这是反恐战争的10年，是美国转变全球战略的10年，也是国际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10年。

　　“任何人都不喜欢武装的传教士”

　　曾几何时，美国被看做是安全的天堂，人们一直生活在相对平稳和富裕的环境中，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相安无事地在这块财富沃土上耕耘。对于美国人来说，骇人听闻的恐怖场面和千百个家庭支离破碎的悲惨世界似乎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和他国的现实里。在心底里，他们从来都认为恐怖与他们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然而，一场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用专栏作家罗伯特·萨默森的话说，恐怖活动炸毁的“不仅仅是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平静和安全感”。可以说，“9·11”为冷战后10年来美国人一直拥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观念和自由假日生活画上了句号。

　　显而易见的是，恐怖袭击对美国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布什政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的重要原因。美国人需要发泄悲愤的情绪，即便是个人自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也在所不惜。

　　但遗憾的是，美国人的这种情绪，被新保守主义者和其他鹰派分子利用了，不仅打响了阿富汗战争，更使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阴霾。而由于伊拉克战争耗费了太多财力和物力，客观上也为今日的美债危机埋下伏笔。在总结美债危机的源起时，很多经济学家和观察家都将“9·11”后的两场战争放在了首位。

　　更为微妙的是，“9·11”后美国的错误航向，也一定程度地激化了次贷危机。一方面，“9·11”后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加速了美国金融和地产泡沫的催生，战争经济更是炒热了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这一切，都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另一方面，由于布什政府全神贯注于伊拉克战争这场它所认为的反恐战争，使得对国内经济监管缺乏必要的注意力，客观上为华尔街的贪婪和疯狂敞开了走向地狱的大门。

　　这是一个归因错误的典型例证。这也是指鹿为马的必然代价。

　　所幸，还是有一些理性的人寻求从美国何去何从的出发点看“9·11”的发生，看“9·11”的影响，看反恐战争的得失，看美国以及世界的未来。《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在“9·11”之后，把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提了出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主要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而美国人则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美国该与世界各地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是拥抱世界，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还是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抑或是，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

　　在1999年至2000年间出任美国反恐全国委员会顾问的詹金斯给出的选择是坚持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他的最新著作《不败之国：了解我们的敌人，增进自己的实力》中，詹金斯特别强调了美国核心价值在反恐战中的重要性。

　　而在《孤独的美国》的作者斯蒂芬·哈珀和乔纳森·克拉克看来，在“9·11”对布什产生巨大影响的新保守主义给出的是第二个答案，就是要去改造世界，确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美国文化的国际秩序。而戏剧性的是，这恰恰也成为了日后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用兰德公司分析家詹姆斯·多宾斯的话说：“美国外交没有成功地孤立恐怖分子，但却孤立了美国。”

　　“任何人都不喜欢武装的传教士”。在《鲨鱼与海鸥——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一书中，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借用罗伯斯庇尔的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不同于一般的批评者，德维尔潘希望的不是自己的针对美国的种种预言正确，而是希望美国能够从伊拉克的教训中体会到“和解”的重要性。这种和解既意味着美国能够更体谅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也意味着美国能够带头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意味着美国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事实上，这种对“9·11”的深刻反思，才是对未来负责任的做法。那些因“9·11”而死难的灵魂需要安慰，而那些因“9·11”后遗症而陷入战火的灵魂更需要同情和抚慰。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阴云仍在笼罩着，战乱仍未平息，而更多的地方，则在承受着美国经济受“9·11”后遗症牵累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美国：得到和错过的

　　对美国来说，“9·11”之后的10年，是喜忧参半的10年。从获利的角度看，在“9·11”后，借助反恐战争的东风，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利益。

　　一方面，美国通过两场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显示的强悍力量所产生的威慑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相继推翻了堪称心腹之患的萨达姆政权和并不友善的塔利班政权。

　　另一方面，美国在拿下喀布尔和巴格达之后，也就如愿以偿地打通了从西亚到中东的几乎所有主要的能源管线，而通过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渗透，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积聚地带，也基本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一些政客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看来，为了摆脱能源依赖，为了控制世界能源动脉，在伊拉克损失一些生命和金钱，也还是值得的。

　　不仅如此，这一地区的力量重组，也使得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变得更为强大，而且还摆脱了往日萨达姆政权的阴影，从土耳其到以色列，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的军事控制“管线”也由此进一步畅通起来，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着重要影响。

　　但问题是，任何巨大的所得，往往也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而对美国来说，它所付出的，却不仅仅是现实的代价，更有擦肩而过的历史性的良机。

　　在“9·11”发生后不久，基辛格曾经写过一篇《建立新秩序的好时机》的文章。在他看来，为实行坚定的政策而获得国际支持的条件已经齐备。这是因为对美国的反恐怖军事行动，主要国家的利害关系惊人地一致。谁都不愿意遭受从东南亚到欧洲边界出现的几个黑影似的组织的威胁。但是，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对抗恐怖组织。因此，这是一个强化国际合作、彻底告别冷战的良机。

　　基辛格甚至认为，连伊朗和叙利亚，都是美国应该积极争取的对象，这也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彻底孤立恐怖主义的良策。但遗憾的是，基辛格话音才落，伊朗等国就上了布什政府的黑名单，成了邪恶轴心国，而伊拉克更是很快成了被直接打击的对象。有不少人还相信，如果伊拉克战争进展非常顺利的话，叙利亚可能也在劫难逃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反恐战争拐入了另外一条“水道”，一条连强大的美国也不甚熟悉的水道，一条有太多让人们各奔东西的岔路的水道。让基辛格和很多人都感到遗憾的是，这条“水道”不但没有彻底消除冷战的后遗症，还引发了诸多并发症，比如单边主义、反美主义、恐怖主义大扩散，而反恐联盟也不似阿富汗战争时那样坚定与和谐。

　　错过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最好的却常常被错过。对反恐事业而言，十年前，人们错过的也许是最好的时机。那是一个美国有着空前号召力，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有着空前共识的时机，如果美国不是发动一场针对主权国家的战争，而是会聚国际社会的力量对基地等恐怖组织乘胜追击的话，基辛格所期望的国际新秩序也就会有更大的机会建立了。

　　相反，国际恐怖主义却充分利用了原本对它们并不十分有利的机会。在美军磨刀霍霍向伊拉克之际，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进行了休养生息，并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大力煽动和利用反西方情绪。而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本土的恐怖主义浪潮也随之高涨，并且呈现出国际化和网络化的趋势。

　　不仅如此，恐怖组织还非常善于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利用传媒大造声势，加剧大众的心理恐慌。事实上，正如西方学者所意识到的那样，在当代社会信息开放的条件下，恐怖行动的效果要大得多，对潜在的恐怖分子也更有吸引力。就像媒体暴力一样，恐怖行动也有极强的示范性，一个爆炸往往会引发更多的爆炸，“传染性”和“繁殖力”极强。

　　在这种背景下，回望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会有新的感受。如果说，伊战前后只是有一小部分人在警告政府不要因为伊战而消弱国际反恐联盟、分散打击恐怖主义的注意力的话，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不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最好的选择。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莱弗里特所言，“今天看来，正因为政府转移了对‘基地’组织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以及东伊朗地区完成了重组，重新建立了领导层。”而《纽约时报》则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由于布什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错误战争，我们失去了摧毁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机会。”换句话说，如果当初乘胜追击的话，击毙拉登也许不需要等到2011年5月1日。

　　对于布什政府来说，其执政力因伊拉克战争受到了极大削弱，并且这还直接导致了共和党输掉2006年的中期选举，而2008年的总统选举失利，也与此有很大关联。如今，布什已成为看客，他的战友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等人早已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伊战不仅把大量美军和财力物力牵制在伊拉克，而且整个发动伊战的过程也成为了美国与欧盟疏离、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导火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陷入一种官方客气、民间冷淡甚至反感的尴尬氛围。

　　如果说，五角大楼发动伊战还有一个杀鸡给猴看的战略意图的话，那么日后它在伊拉克所表现出的有限控制力，却起到了一个相反的效果。而今，就连极力主张打压伊朗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正是伊战，使得原本对伊朗政府不满的一些民众，都因担心伊朗重现伊拉克的场景而放弃了反对政府的尝试。

　　对于力图保持长期绝对优势地位和令人信服的领导力的美国来说，“9·11”后偏离最佳的反恐轨道及在伊拉克陷入的僵局，又何尝不是它错过的一个好时机呢？

　　大国关系：在重组中走向新的平衡

　　2001年对大国关系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令人心痛的“9·11”，一件是令人欣慰的中国入世。

　　前一件事，近乎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也正是从那时起，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用左手举起了反恐大旗，把右手挥向了防扩散大业。而随着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防扩散“工程”的全面展开，一个对世界有着深远意义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出现了。

　　一方面，被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和朝鲜核问题及伊朗核问题牵扯住手脚的美国，为了解决中东这个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地带的种种问题，无论它多么具有单边主义的行动理由，也还是要在诸多问题上借助于中国、欧盟、俄罗斯等地区大国，这也要求它必须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要求，调整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9·11”后表现出具有同情心和全球意识的大国风范，戏剧性地为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的好转创造了条件。华盛顿原有的对华敌意和猜忌，即便没有完全消除，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淡化并放在了反恐等问题之后的位置上。而这也为中国在欧亚乃至全球更融洽地与美国的盟国发展关系，释放政治和经济能量提供了很好的战略环境。

　　更为微妙的是，由于美欧关系在“9·11”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有所疏离，而美俄关系在反弹之后再次“探底”，都在战略上驱使欧盟与俄罗斯重新考虑它们的欧亚战略，而恐怖主义、防扩散难题、发展与社会和谐问题、能源问题等也都在客观上使得它们与中国等其他大国调整关系，中欧关系的演进就很说明问题。

　　而中国的入世，以及其后中国在亚太及更广阔的欧亚地区发挥的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则为与中国有关的大国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更深邃的内涵和更持久的活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观望、磨合乃至交锋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所提倡的发展安全理念，所持有的平等和多赢立场，所坚持的各种文明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原则，都有着一种清新的大国风范，这也促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转换思维，重新定位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龙也便有了更为广阔的回旋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国际问题专家，《被折腾的世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