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是“福尔摩斯”

　　采访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我不用想着去调查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因为这实在是个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事儿

　　【财新网】（财新记者王婧）我特别不喜欢采访这种“非正常死亡”的题材。因为我清晰地知道，读者希望看到的，是媒体能够就“自杀”还是“他杀”，做出一个独立的调查，最好能够印证出自己脑海中推断的那个过程。但我做不到。

　　2009年底，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离奇死亡。在公安机关的解释中，杨宽生最先用刀割颈部和左手上手腕，未自杀成功。随后，杨右手持刀割破左手下手腕，连续割了几刀，再用剪刀剪断动脉。杨在割破手腕后，还尝试了触电身亡的方式，仍未成功。杨在大量流血虚脱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并未死亡。随后他选择了跳楼，第一次并未翻过阳台，在掉回阳台内侧后，杨第二次攀爬时才从阳台坠下。“在下坠时，还被二楼的遮阳板剐到”，这是其肩部淤血的原因。

　　我和所有的读者一样，从未见过这么稀奇古怪的“自杀”。与此同时，“政治谋杀”这一坊间说法已经上了各大网站的首页。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得让编辑派我去现场，我幻想着自己能成为福尔摩斯，通过蛛丝马迹，找到杨宽生“死于谋杀”的证据。

　　编辑给我泼冷水，让我不要抱啥期望：“要推翻公安机关已经有的结论，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否则，你的结论比公安机关的结论更站不住脚。”

　　我到达当地的时候，案发现场已经不存在。我问家属是否有尸检报告，家属说，只见过自杀结论，从未见过尸检报告。

　　物证缺失的情况下，我想到了人证。据死者的一名学生称，在尸检结束的第一时间，他曾经反复问过尸检的法医，法医给他很肯定的结论，“这是他杀。”我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名法医，他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官方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吧。”

　　此后，我再也没有能够和他通上话。我还试图寻找杨宽生死亡时的目击者，但因为事发清晨6点，只有人见到他坠楼后的样子，至于此前几十分钟的时间内，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告知。

　　我的最后一线希望，是找他的亲人和当地政界人士，聊聊是否有他杀的线索。这一聊，各种版本的故事都出来了，但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没有任何可相互佐证的事实。

　　我在公安系统的朋友曾经告诉我，物证是“强证据”，人证是“弱证据”。大意如此，专业术语我不大记得。

　　我最后给北京的刑侦专家和痕迹学专家打了电话，我想问问他们，官方披露的信息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漏洞？很遗憾，专家们说，没有。

　　专家说：“你要让我找漏洞，至少也要给我看看尸检报告吧。连主体都没有，哪里来的漏洞？”我咬牙说，我给你找！专家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拿给我的报告，他们没改过呢？这东西不到现场去看，谁能判断啊？”

　　我的“福尔摩斯”幻想就此破灭。

　　2010年底，浙江乐清访民钱云会离奇死亡，死时胸颈部被车轮碾压，双腿拱起，呈匍匐状，官方称是这是“交通事故”，但坊间认定是“谋杀”。我对调查是否交通事故没有任何的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完整的证据链和逻辑链。

　　这次编辑鼓励我说，2004年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就找到了一个宝马车的技术专家，给出了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后来那个案子启动了再调查的程序。

　　后来此事的新闻发布会，我忍不住还是去听了下。浙江乐清警方公布了整个侦查过程，结论当然还是“交通事故”，但对警方给出的证据链和逻辑链，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因为我找不到疑点。在警方的证据面前，不能不承认自己此前的推理可能是幼稚的。

　　2011年8月底，接到编辑电话，让我去湖北公安做谢业新的案子的时候，我已经本能地知道，不用想着去调查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因为这实在是个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事儿。

　　但当我见到他家属时，第一句话我问的仍然是：“尸检报告拿到了吗？”答案当然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没有。”

　　于是，我只能又一次放弃担任“福尔摩斯”，因为我知道，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