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另辟蹊径处理出生性别比偏高

　　侯东民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女孩为100)在持续升高，第四次人口普查是111，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16.86，第六次人口普查达到118.06。尽管统计局解释说，2010年数据比2005年（118.59）及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19.45）略微有所下降，以说明近年国家有关部门的措施（如关爱女孩活动等）取得成效，但下降幅度极其微小，且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一般波动性略高。

　　男婴多出几千万，出生性别比还在如此高位运行，使得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再次摆在社会面前。转瞬又是一个10年，是不是还要再拖10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谈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今天仍首先有一个正确认识其原因的问题。目前，多笼统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或认为放开二胎有助于问题解决，并以山西翼城县等放开二胎试点为佐证等。这些认识有些是片面的，有些不能成立。

　　出生性别比升高确实与现行政策有关。但关系何在？不妨先看一下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村生育水平在2.8个孩子，考虑到不育率，农民基本生育了三个孩子。1990年农民生育了三孩，出生性别比为何已经偏高？因为农村生育政策是1.5个孩子，即只允许独女户再生一胎，独女户为保证第二胎是男孩，遂进行婴儿性别选择。所以，尽管理论上农民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婴儿性别选择，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农村实际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不成比例。

　　试想当时如果政策扩展一步，不仅允许独女户再生一胎，也允许双女户再生一胎，目的是完全解除独女户做婴儿性别选择的心理压力，农村政策生育水平大约将增加0.2个孩子，为1.7个孩子左右，在当时农村3个孩子生育水平下，出生性别比应基本正常。

　　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农民独女户家庭的心理压力依然对推高出生性别比起着关键作用。数据显示，全国一胎出生性别比正常，多胎生育占全国生育不到６％，二胎性别比异常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最主要的原因。此时，如果抓住二胎性别比关键环节，对农村双女户放开三胎，二胎性别比必然趋于正常，也完全可以以很小的代价，大幅校正出生性别比。

　　作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推算，对农村双女户放开三胎后，假定城、镇出生性别比仍在高位不变（目前二者分别为１１４、１２０），农村多胎出生性别比也不变，假定微调只单独导致农村二胎出生性别比由150降低到正常水平１０６，则全国出生性别比将降低到１１１左右。由于微调肯定也会降低城镇出生性别比（城镇常住人口统计包含进城农民），以及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也会有女婴漏报因素影响，全国出生性别比将降低到１１０左右，达到可以接受的范围。放开农村双女户三胎，生育水平理论增加值是0.25个孩子，由于不育率，以及现实中很多农村纯女户还在生育，而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不到70%，因而政策微调对全国生育水平影响可以估计仅0.1孩左右,非常微小。

　　如今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过去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出台，出生性别比进一步升高。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形势，政府有何新的对策呢？

　　当前，有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在谈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关爱女孩，谈从改善妇女地位入手合理调节农村出生性别比等，毋庸讳言这都很正确，但其实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加强打击医学性别鉴定，已经搞了20年，难度也很大。如果打击真能奏效，那些没有男孩的农民也必定会以更多的超生来回应，以达到想要一个男孩的目的。目前许多学者认为放开二胎有助于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这点并被列为放开二胎主张的重要论据之一。这一论据实际不能成立。

　　目前，出生性别比不平衡主要是纯女户行为。由于农村独女户已经允许二胎，所谓政策放开二胎，实际只是放开独男户二胎。独男户二胎会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能起到一定稀释作用，因为独男户二胎出生性别比一般基本平衡。但这种稀释作用完全无助于出生性别比实质性问题的解决，纯女户会继续进行婴儿性别选择，性别选择导致多出数千万男婴的情况还会继续发展。

　　目前媒体广泛报道山西翼城县等我国二胎试点县出生率更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似乎也支持放开二胎可以缓解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对此，笔者尚未看到翔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如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分析。

　　目前，媒体关注的“800万人的实践-中国二胎试点县调查”一书，据业内权威人士介绍，数据多由当地政府提供。作为更宽松的生育政策的试点县，笔者并不质疑试点县的政策生育率得到了当地政府所讲的“更为精细化的管理”，这种管理也一定得到了农民相对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但作者也相信，媒体一再报道试点县的生育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削弱了试点县的普遍意义，如果放开二胎、生育率反而更低，为应对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而提出放开二胎的主张无疑将销声匿迹。至于试点县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这说明有关数据分析有进一步进行的必要。

　　总之，作者认为，政府应尝试以放开农村双女户生三胎来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实行这种调整，不用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就可以基本达到无为而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摄影记者/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