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政策变迁

　　曲朝

　　今年以来，伴随社会剧烈的变动，围绕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讨论，虽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如何把政策的社会关怀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作为一项艰巨命题依然摆在政策设计者面前。

　　春季，以中央党校召开的“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为标志，给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国家政策正式调整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政策设计，可能意味着奉行三十年“发展才是硬道理”政策大旗正在发生某种变迁。

　　“国富民穷”的陷阱

　　政策导向的变化，无疑为我们带来了对目前形势任务的新判定，有人把当下中国发展形势总结为“五化两转”。所谓的“五化”，就是市场化、国际、工业化、城镇化，再加上信息化，所谓两转，就是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五化两转”新任务的提出，对于长期信奉GDP独大的中国社会而言，意味着整个发展思路与政策设计要相应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中，最重要的一个模块则是原有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支撑起中国三十年发展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必然要发生某些变化。

　　答案并非无迹可寻，比如三十年来助力中国从贫穷落后到“大国崛起”的效率优先经济思想显然要发生某种变化；比如曾经为我党所倡导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显然也要发生调整。因为随着环境的变迁，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继续在国际分工的低端链条上拼效益，不仅难有新的突破，而且会变得弊大于利；先富起来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已经负面凸显。

　　还有国家把众多资源集中于一身，已经引发学界关于“国富民穷”的陷阱讨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显然，如今的国强民不富，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匹配，与13亿中国人的利益诉求不匹配。

　　中间阶层塌陷

　　无疑，政策变迁是由于社会转型所致。那么时下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一个变化，便是社会从当年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变成现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改革前期，我们面临的是所有的产品都短缺，当时是大规模扩展经济，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发生了变化，到现在更加明显。然而新的需求、新的短缺在形成，这些短缺就是现在所谓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我们的温饱问题，而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它们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不是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满足充分供给，也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们正从当年的“短缺经济学”走向“短缺社会学”。

　　第二个变化，是从平均主义走向收入差距拉大。我们的改革是从打破平均主义开始的，由此提高了全社会资源的分配效率。正是在这个大政策的影响下，国家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使这个社会充满活力。但自本世纪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发展，却超出了改革设计者们的预期和控制范围。

　　原初改革设计者设想中国的收入分配会走“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缩小。但是今天的发展趋势，不但收入分配差距的拐点未见，而且贫富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这是政策思路必须作出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毋庸讳言，现行分配政策已经渐渐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同，这使它不仅再是经济问题，而且正在变化成一个社会问题。

　　对当下的分配政策不满意，还体现在我国国民对自身所处的阶层主观认定偏低。现代国家社会稳定的标志，就是过半国民认同自己是社会中层。但在中国，中国社科院2008年所做一项社会调查表明，认为生活在社会中层的国民还不到40%，把自己认定为属于下层的占到50%—55%。社会学者李培林讲过一个极端例子，说他与北京一位处长吃饭，问处长自觉属于哪个阶层？处长想了半天回答，“我这样的是不是属于中下层啊？”李培林很吃惊，说你属于中下层，那么多的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他们是什么层？

　　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中产者的感觉，亦正演化为全球趋势。一种说法，全球中产阶级正出现“集体塌陷”。因为随着近年来全球收入两极化趋势的加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萎缩趋势，使敢揽型社会有向“M形社会”演变的趋势。

　　“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

　　前些年关于国家比较优势的分析中，美国学者科利分析韩国等东亚国家发展优势时，曾总结出“凝聚性资本主义”概念，并认为它有以下特点：在社会发展方向上能干的官僚与企业家密切合作形成联盟；把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点，把快速工业化设为国家目标；私人资本被动员起来致力于国家发展战略；最后是国家能有效地督导并控制劳工，劳工阶级低度的政治参与，为发展的低成本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人喜欢拿欧洲一些国家目前正在陷入的可以称之为“民粹—福利主义”困境进行比较。最让人感同身受的例子为北欧与希腊这些实行高福利社会政策之国家。由于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社会，为获大众支持，领导者不得不用过分的平均与福利而牺牲效率，这些国家无法制定并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无法全力同时追求发展经济、提高福利、结构改革等多元目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致性。

　　相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国家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承担的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劳保等超阶段的高福利包袱，使国家在经济起飞上可以轻装上阵。另一方面，土地仍然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这样就使国家可以在国家引导的发展型威权体制下，实行现代化基本建设的低成本扩张，而各地政府被竞争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政绩意识冲动，又使他们能运用全能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行政手段，以全民大动员方式来发展本地建设。由于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法律上仅具有使用权的被征地的居民与农民，均不具充分的谈判地位，地方政府进行圈地时，几乎所向披靡，不会遇到多少麻烦。

　　这是我们在社会转型中特别需要在制度上解决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在根本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防止腐败的机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种种地方上不稳定因素的发生，这一点对当下执政党而言，可谓是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