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成：谁能拯救渤海生态？

　　本报记者 吴晓蕾 发自北京

　　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以后，媒体持续聚焦渤海。随着善后工作和索赔工作的逐步开展，公众开始反思：对这个我国唯一的内海，过往的开发是否过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如何才能保护生态环境脆弱的渤海？近日，著名海洋专家、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

　　不堪重负的渤海

　　时代周报：康菲溢油事件以后，公众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对渤海生态环境的影响。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王诗成：海洋本身具有自净能力。但渤海是个瓶颈式的半封闭内海，自身水体交换缓慢，它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一旦发生石油污染，就会导致许多海洋生物的胚胎、幼体发育异常。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脆弱环节一旦受损害，小则几年，多则几十年都难以恢复。

　　19-3油田所处的位置是在渤海的深水区。在没发生此次溢油事故之前，它所在的海域水质是一类水质。但发生了溢油事故，现在水质变成劣四类，它对渤海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非常大，也非常难恢复。海上油田和海上碰撞溢油不一样。海底溢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比碰撞性溢油对于生态的破坏性更大。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全球大型溢油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在20年后还存在。

　　我们应该重审渤海油气开采的战略定位，更加注意渤海生态环境的未来。从保护环境这一方面讲，美国是比较“明智”，他自己的海域有石油资源，但其宁可打一场石油战争也不愿对自己大陆架上的油田进行开采而战略封存。渤海生态环境堪忧，渤海一旦遇到大的地震和自然灾害，处于渤海地质断裂带上的油田，会给渤海生态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害。

　　时代周报：除石油开发的污染隐患外，渤海周边沿岸还有许多化工企业。这对渤海的生态又有何影响？

　　王诗成：海上有油，陆上就有化工。过去非常难批的一些项目，现在陆续开建了。环渤海发展化工、填海的项目比比皆是，渤海的环境容量是有限，不是无限的。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未处理或未达标的工业污水使得渤海变成了一个“垃圾处理场”。渤海的入海口地区荒漠化一直处于加重趋势，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比如渤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鱼虾索饵洄游产卵场，是世界著名的黄金渔场之一，但由于渤海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黄金渔场也随之消失。

　　随着沿海开发力度加大，湿地变成了开发区，面积大幅度缩减。湿地是生态环境的“肺”，湿地遭到破坏，直接影响渤海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沿岸上游的一些造纸厂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项目，这些年挣的那些利润，和资源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健康造成的损失和对生态环境修复的费用来比较是九牛一毛，得不偿失。以渤海东方大对虾为例，上世纪70年代渤海生产对虾近4万吨，现在只有几百吨上千吨了。经济鱼虾严重衰退，形不成群体，有些优良品种不但退化，而且已经消失绝迹。

　　盲目追求GDP是祸首之一

　　时代周报：现在“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有点“海洋大跃进”的意思？

　　王诗成：确实是这样。我感觉现在环渤海地区到处都在搞开发。当然这里面不乏有一些成绩，但不能忽视环境利益！

　　以石油开发举例，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一位学者说，加拿大在海上发现很多油田，但政府坚决不采海洋石油，什么时候能做到100%的保障了，什么时候再去开采。

　　相比之下，我们就走了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蓬莱19-3油田开采前，有关技术部门就告诫，有相当一部分油井有地质风险。19-3油田就处在渤海的地质断裂带上。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非议，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尤其是海上油田的开发，安全第一、环境第一，不应该成为口号，要对GDP负责。

　　时代周报：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之间的冲突？

　　王诗成：继珠三角、长三角后，环渤海又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现在有人提出要“向海洋要土地”，向海洋要土地必须要科学地看待，不能不要，也不能随意地猛要。渤海是生态敏感区，大规模的围海和填海更要慎重。

　　GDP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虚了，盲目追求它，就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也是破坏环境的一个罪魁祸首，必须要跳出GDP出政绩、出干部的怪圈，把速度降下来，把质量效益和环境友好提上去，保住了青山绿水就保住发展的基础！

　　“五龙闹海”的体制困局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应如何才能有效治理渤海的生态环境？

　　王诗成：现在提出渤海综合整治规划，是由发改委牵头，有十几个部委参加的。这个规划应该说既体现治标、又体现治本。如果真按照规划来搞，渤海湾肯定很快就会见成效，但是，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这一目的很难实现。

　　首先，在目前我国海洋管理体制中，存在环保部门、海洋部门、交通部门、渔业部门及部队“五龙管海”现象。但在具体执法中，这五部门常发生扯皮，被戏称为“五龙闹海”；

　　其次，环渤海的三省一市又各自有各自的管辖权，要真做到达标排放和治理，还有个“要效益还是要环境、要速度还是要生态”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的海上管理成本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管理效果却是最差的。鱼越管越少，海越管越黄，环境越管越差，那为什么还要按照现在的管理模式继续管下去？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对海洋本身的重视程度尽管有了很大的改观，海洋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海洋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而言，现行的战略地位太低。郑和在600年前就说过，“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自海洋，危险来自海上”。21世纪的今天，我认为依然是“财富取自海洋，危险来自海上”。要改变我国目前的海洋被动现状，关键在体制机制创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建议国家国务院成立海洋管理委员会，常务副总理兼主任委员，涉海管理的部委领导为成员。委员会设海洋部，统管海洋事务和海洋执法管理，彻底改变“五龙闹海”和多头管理的现状。只有把这个体制困局打破了，才能真正把我们国家的海洋管理好。海洋强则国家强。

　　（特约记者温阳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