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衣荒诞剧

　　“金缕玉衣事件”已经将鉴定行业的几位泰斗级人物置入漩涡中心。在这个需要艰深学问和丰富经验才能真正涉入的领域，有着太多模糊地带

　　孙行之

　　身披“金缕玉衣”被厚葬于王陵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倘若尚有知觉，定然会苦笑着看完这出穿越了2000多年的闹剧：现代人谢根荣用玉片仿制了一件“金缕玉衣”，让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等5位专家出具24亿元的评估鉴定书，并以此向银行骗取近7亿元贷款。在学界泰斗面前，商人自信而倨傲。他凭空生造一座汉代王陵，甚至懒得编织一个稍微完整的谎言。这一切都只因他坚信，人情与金钱就足以摆布学术结论。

　　一边是胆大包天的造假骗局，一边是头顶权威机构光环的专家。此事一经披露，各方对文物鉴定专家的议论甚嚣尘上。

　　风波接二连三：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从一个安徽淮北的文物爱好者手中征集而来的文物被质疑为赝品。曾经创下近现代书画拍价新纪录、以4.225亿元成交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也被一部分人疑为伪作。

　　收藏这件本属风雅的事情，如今却被裹挟了太多利益、情面甚至谎言与骗局。文物鉴定中，真与假、“打眼”与“说谎”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虚实难辨。一时之间，文物鉴定人员面临着一场空前拷问。在国家大型文博机构、拍卖行、文物艺术品商店、收藏家与民间鉴定者各种力量的交织下，究竟谁能去伪存真？

　　出土文物无价可估

　　在上海博物馆几位研究人员看来，国家文物工作者私下署名出具估价意见显然违反职业伦理。然而对处于风波中心的几名专家，他们倒并不感到意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文博学者、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告诉记者：“杨伯达（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和史树青（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皆为学界泰斗，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颇有重要建树。然而，近年来，其在职业操守上的缺失却在圈内时有传言。”

　　他特意向记者提供的一份9月14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上面刊登了新华社讯《台北故宫：博物馆决不允许院内人员私下为民间文物鉴定估价》一文。在这位学者看来，这篇文章所陈述的观点也代表了文博界应该普遍遵从的职业守则。这位文博学者告诉记者：“这条规定以前虽然没有见诸文本，却是很多大型博物馆十分重视的行为规范，严重违反者会受到批评。同时，也为同行所诟病。”

　　专家以私人名义出具估价书并不是他们最受诟病之处。几名权威能够轻易为如此拙劣的谎言背书才令人哀叹。轻飘飘的一纸鉴定，道出的是这个行当中一些专家轻视法规、自律不严的现实。

　　“为不能流通的出土文物估出24亿高价，简直荒唐。如果‘金缕玉衣’为真，那就属于珍贵出土文物范畴。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绝对没有流通变现的可能性，也无从估价。”上述文博学者说道。《上海文博》编辑徐汝聪还告诉记者，金缕玉衣不可能在盗墓贼手中出现，也不可能流入民间藏家手中，“这是稍有考古常识的人都应该知晓的”。徐汝聪拿出她在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挖掘现场考察时的照片，摊开在记者面前：“汉墓一般在地下几十米处，能够出土金缕玉衣的汉代墓葬更是王陵墓葬，挖掘情况非常复杂，需要耗费考古工作人员十几年，甚至一生时间构成金缕玉衣的玉片也早已零散于各处，浅埋于地层之下。清理出这批东西绝不是一个小工程。”

　　“金缕玉衣事件”的伤害并未止步于收藏圈，而是殃及金融机构。银行方面对一纸没有法律效力，也不代表国家权威鉴定机构意见的意见书贸然采信贷款申请人的经济实力，显然过于轻率。“艺术品的价格存在太多不可知性。作为金融机构的贷款抵押品具有很高的风险。很多艺术品一旦被认定为伪品，则一文不值。”一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说。此外，接受采访的上海博物馆的多名研究员均说：“从未听说在国内，艺术品能够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甚至连作为经济能力的凭证都无法可依。”

　　作伪与鉴真的长期博弈

　　历史上，作伪与鉴真其实是一盘长期博弈的棋局。文物鉴定实践中，难以做到每一个结论都100%正确。”这在业内人士看来几乎是一条毋庸置疑的公理。早在宋代，仿古作伪便风生水起，且始终随着文物市场的盛衰而起落。法律与规则行当的缺失也由来已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鉴定本完全依靠学识和经验判断，还受到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真与假，“打眼”与“说谎”之间，存在着难以厘清的模糊地带。

　　“在文物鉴定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样样精通。号称什么都懂的人往往什么都不真懂。”在采访中，诸多学者都向记者强调了这一看法。恒利拍卖公司总经理朱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一个研究者穷尽一生经历就只能精通其研究课题之下的一个领域而已。例如，同样是业内公认的书画鉴定的权威人士，齐白石与李可染的画作鉴定上，某个人的意见具有最大参考价值；而遇到了八大山人的画，可能又要去求教另一位专家了。”“对于一名书画鉴定专家来说，需要明了画家早、中、晚期画风、署名、使用印章状况等诸多因素，并且清楚地知道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节点。”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为此向记者进一步解释。

　　“最好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一位圈内知名书画经纪人的话，道出了一个简单却容易被人忽略的道理。在收藏圈中，却有一大批人轻易相信一些所谓专家的“全知全能”。某些被媒体频繁曝光、具有知名度的收藏鉴定者举办的鉴赏会，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其实，在文物鉴定上，除了具有实战眼光之外，还需要有历史考古知识甚至研究能力。没有甘于寂寞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精于一艺的。“这些在公众面前无所不能的专家当中，就有人在自己买东西时，却颇费踌躇，悄悄找别人帮忙鉴定。”上海博物馆几位研究人员对记者说。

　　鉴定所涉及的不仅是真假和年代，还有稀缺性、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综合考量。因而，时下受到热议的科技测年方法也只能作为判断真伪和断代的参考。上文述及的文博学者告诉记者，不论是C-14、热释光、X荧光鉴定技术都只能作为鉴定标准之一。除有一定误差，这些技术手段都只是适用于特定的文物门类。比如，C-14一般适用于竹、木、牙、骨等有机材质的文物鉴定、热释光则多用于陶瓷年代测定、X荧光则可以检测各种文物的材质。前两种都是有损性鉴定，需要实物取样。

　　鉴定者本身面临学识、经验、体力上的局限之外，许多鉴定家在鉴明赝品后而不说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一些业内人士也都会有出于情面而不点破伪品的情况。此时，“看不懂”、“没见过”是鉴定者常用的委婉表达。

　　青年收藏家韩回之曾鉴赏过一幅明仿赵孟頫《八骏图》：“这幅画上有明代大画家文徵明亲笔题写的题跋。其中只见文徵明对画中骏马大加赞美，却始终不说明这幅画究竟是否为赵孟頫真迹。”看来，这种看破而不点破的情况自古有之。一位已故当代著名画家在辨伪上也有一段轶事。据说，这位画家曾经到香港一位富商家做客，一进门便见到一幅仿冒自己画作的伪品，身边的朋友刚要说破，却被其叫住。画家打趣道：“给别人一些面子嘛，否则连饭都没得吃咯。”

　　那么，如果藏家打了眼，吃进假货怎么办？按照传统做法，一旦买错，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是自己眼光不够，知识不够，如何找卖家追索？”韩回之说。

　　近年来，拍卖行这一中介机构成为藏家购入文物的主要渠道。对一些拍卖行鉴定失误频繁甚至故意掺假的议论又不绝于耳。相比于国内许多拍卖行将“免责条款”作为保护伞，国外大型拍卖行在保护买家利益上走得更远。据上述文博学者向记者介绍：“国外如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大型拍卖行都有类似‘保真条款’的惯例，即在五年之内，有拍卖行认证的两位以上专家认定有问题，便可无条件退货。”而近期国内“拍卖业绩屡创新高”，实际成交额却与公布业绩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原因在于，有很多买家拍下之后并不付款。这位专家认为：“可以通过税收来规范这种文物价格虚高的假象，在这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

　　谁来去伪存真？

　　“对初入收藏圈的人来说，最为紧急的是要找到信得过的专家来掌眼。”韩回之说。然而，在文物收藏市场、鉴定行业的一潭深水之中，谁能为人们去伪存真？

　　圈内，人们将鉴定力量大致分为两类：“市场派”和“学院派”。前者包括文物市场的中介机构、买家、收藏者；后者则囊括国家文博系统的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普遍认为，“市场派”经历了市场的考验，经验丰富；而“学院派”在经验上不及“市场派”。

　　孙慰祖说：“就上海博物馆而言，对55万件馆藏文物进行史料学、艺术学和鉴定学的研究就已经任重而道远。文物工作者主要担负着知识生产的任务，这些知识实际为其他鉴定者提供了鉴定的标准和依据。”据记者观察，在近年来的拍卖图录中，引用研究人员的论述颇为普遍。而一件文物如果被收录到某位知名学者的书中，其身价自然水涨船高。

　　上述文博学者、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则认为，所谓“市场派”固然有机会接触各类赝品，但接触精品的机会十分有限，难免影响他们的鉴定能力。目前市场上赝品充斥，他们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而“学院派”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文物，他们对文物的熟识程度远远高于所谓“市场派”，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密切关注市场，只是不参与市场的炒作而已。

　　到目前为止，鉴定行业还没有一个受到业界公认的资格证书。在行业内每一个松散的关系网络中，都有一两位在一个特定领域受到认同的鉴定者。受到公认的鉴定权威往往是以个人的状态散布于圈内的各种职业类别中。这样的鉴定者在自己所专长的领域具有一种“类似于终审判决”的权威。细细参详这份名单，其中既包括知名文博学者，也包括一些收藏家和经纪人。

　　在朱军看来，不论是市场中人还是文博工作者，个人在圈中积攒的口碑与资历是最为重要的。“博物馆专家的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严谨性，在历史与考古知识上更有发言权。市场参与者虽然没有提纲挈领的高度，但长期的经验积累也让他们训练了独到眼光，对新的造假技术、价格变动也更为敏锐。理想的鉴定者当然是专家与行家的结合。不过，在圈中明眼人那里，每位专家的口碑与资历都是一览无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