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假如凯恩斯归来

　　程凯

　　 9月22日中午12点30分，北京国贸，斯基德尔斯基终于出现在了约好的餐厅里，这位1934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裔英国老头，今年已经77岁了，但是气色精神都非常好。

　　 他现在的身份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但他真正的名气来自于那三卷本的《凯恩斯传》，这本书他写了30年，写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还因此被英国女王授为勋爵。但是，对凯恩斯思想的身体力行，才是他干了一辈子的事。

　　 能有机会和斯基德尔斯基共进午餐却不是为了《凯恩斯传》，而是因他的新书《重新发现凯恩斯》的中文版。不过，我让他签名的还是《凯恩斯传》，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中文缩略版他一直都没有见到过。

　　 我们的话题当然不都是凯恩斯，斯基德尔斯基喜欢中国菜，“中国菜世界第二，法国菜是第一，中国菜第二，就像中国经济现在也是世界第二一样。”在心里犯嘀咕，想着中国经济总量在若干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菜是否也应该超越法国菜之后，我马上转入正题，“您知道美联储昨晚干了什么吗，宣布购买4000亿美元长期国债，这意味着什么？”

　　 他的反应很干脆：“QE！”尽管大部分中外媒体还有专家当天还没有反应过来该不该使用“QE”这个词，斯基德尔斯基却很肯定，他说，美国政府在刺激政策上难有作为，只有依靠美联储继续做这样的事了，以前有第一次，也有第二次。有意思的是他没有使用QE3这个词。

　　 但是为什么股市要跌呢？斯基德尔斯基没有仔细回应这个问题，到了最后他才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得到他的解释之前，我们先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解释的。

　　 首先，正因为美股在美联储宣布决定之后立即暴跌，第二天又是暴跌，还带着全球股市一起暴跌，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敢使用QE3这个词，因为我们理解中的QE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上一次QE是什么样子的呢？在QE2期间，也就是2010年8月27日到2011年6月30日，各主要的市场表现如下：美股涨23.9%、美债10年收益率涨19.4%、铜涨25.6%、油价涨25.2%、金价涨21.5%、A股涨5.8%、印度股市涨4.7%、美元跌10.4%。

　　 其实，美联储是在去年11月才正式宣布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的，8月只是放风而已。现在，美联储又宣布将在2012年6月前增持4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就算比QE2少，市场也不至于跌成这个样子吧。有人把问题归结于美联储出乎寻常地同时将卖出剩余到期时间为3年或以下的美国国债，搞什么“扭曲操作”。

　　 其实，美联储这种卖短买长很容易理解。买长是为了压低长期利率刺激投资，卖短是要对冲一些放出去的美元。这个不被称为QE的东西和QE2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就是有对冲。这样在达到压低长期利率目的的同时，美联储没有像QE1和QE2一样往市场上撒更多的钱，对经济基本面有利，对降低通胀预期有利，唯一就是对市场憧憬的QE3继续印钞票不利。

　　 这样说来这还真不是传说中的QE3。同时还证明，市场很无赖，只要钱不要基本面，也证明了QE没有什么用，没有钱喜欢长期投资，喜欢的只是快钱，在资本市场炒一把。

　　 以上只是我们对股市暴跌的一种分析，至于《华尔街日报》这样的美国媒体是这样来处理暴跌的。在9月23日道指继续暴跌391点后，这份报纸的相关报道罗列了所有可能的理由：中国制造业数据疲软加重放缓担忧；欧债危机解决方案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加大沉重氛围；好转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不足以暗示就业市场有太多改善；一项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以支撑到11月中旬的提案意外遭否，让市场又想起了今年夏天美国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陷入的僵局。

　　 你可能都没有耐心读完以上的这些理由，因为听起来利空堆积，但没有哪一项是致命伤，所以这种罗列式的解释根本就抓不住市场暴跌的本质。到底为什么要暴跌？最根本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不可避免。

　　 “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这是斯基德尔斯基给我们的答案。至于为什么？因为没有增长，他看不到美国的增长，也看不到欧洲的增长，很可能看到的只有中国增长的放缓。

　　 斯基德尔斯基虽然看起来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他对于世界经济的分析却不乐观。他相信凯恩斯对于危机和危机处理的分析和判断，相信政府应该在危机中加大支出，相信问题的关键是消费者不消费把钱存了起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债务问题都是一团糟，大家都在就紧缩讨价还价，更别提什么财政刺激了；另一方面，不仅是中国人的消费一直起不来，美国人也是拿到钱不去投资创造就业的实业，只关心炒股票炒黄金；还有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让钱都去了国有企业那里以及刺激出口，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还是没有明显提高。更让人担心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在学习美国的所谓“效率”，富人和普通人的收入拉得越来越大，“巴菲特的税率比他的雇员还低。”

　　 “面对这样的一团糟，假如凯恩斯还活着，他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斯基德尔斯基的回答是：把全世界领导人集中起来开一个协调会。他有这样奇怪的答案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当年凯恩斯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者，在那个布雷登森林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们一起解决了战后的世界经济难题。

　　 临走之时，斯基德尔斯基要了一本《重新发现凯恩斯》的中文版，的确，大家需要重新发现凯恩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