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到管理中央综治委的新使命

　　本报见习记者 李国生 北京报道

　　 9月16日，一个“新”的中央机构亮相于公众视野。

　　 当天，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在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宣读了中办、国办关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

　　 据消息人士透露，更名前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要是议事机构，而更名后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变成了办事机构。更主要的是，中央赋予了该机构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能，领导层级大幅提升。

　　 有关专家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央机构的一次重大调整，期望新的中央综治委更多地倾听群众呼声，积极推动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尽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综治委这20年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同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同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下设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

　　 有关人士说，在实践中，中央综治办逐渐扩展自己的职能，先后又成立了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铁路护路联防等工作小组，行使部分政府职能。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表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强调社会控制。其几十年来的工作运转给公众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它惯用强硬的手段来维护治安、维护社会的稳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易发高发的新形势，亟须要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社会管理理念也相应地需要创新。

　　 记者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今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时，就讨论并通过了中央综治委更名的提议。当时，中央希望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机构，但考虑到编制问题，中央决定不再新设机构，而是借中央综治委的构架和人员，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从“治安”到“管理”

　　 “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不仅是两个字的改动，与其一起发生变化的还有机构领导高配、成员单位增加、工作机构加强。这是一次中央机构的重要调整，可能会开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崭新阶段。”著名法学家、曾参与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的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公开资料，新的中央综治委主任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但副主任作了重大调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最高法院长王胜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和副秘书长陈冀平均退出了班子，新增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6名副主任中就有3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观察人士分析，回良玉分管的主要是农林水、民政、救灾，体现综治委将加强社会工作、社区自治、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管理与服务，刘云山则主要负责文化、宣传，意味着综治委将加大社会形态的引导和调整，而钱运录将在动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参与社会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杜钢建认为，新的中央综治委被赋予了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职能，职能和权限都作了扩大性调整，期望中央综治委对十七大确定的社会管理创新发挥推动作用。过去的社会管理官本位、行政本位色彩太浓，社会自治不够，社会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难以发挥到位，下一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让行政逐步回归本位，还权于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让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作用，基层社会群众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包括加大社区矫正的力度等。

　　 “公众关心的是，今后社会管理是给社会一定的空间，还是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我认为只有进一步扩大社会自主空间，提升社会自治程度，让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我们国家才会迎来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杜钢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