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身患“三高”之疾 高债务高福利高失业

　　年轻的英国电车维修技师劳伦工作至今六七年时间，但已欠下银行1万英镑的免担保债务和12万英镑的抵押贷款债务。在英国，和劳伦情况相似的人为数不少。巴克莱银行表示，居高不下的民众借贷规模已把英国推到债务危机边缘；欧洲各国政府针对养老和失业人群的福利支出也使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高债务、高福利、高失业不失为当前欧洲经济的真实写照，缩减开支，降低福利，远离安逸生活，或许是拯救欧债危机的一剂苦口良方。

　　借债消费一掷千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利率持续下降，目前英国央行0.5%的基准利率处于50年来最低点。低成本刺激了借贷消费，导致英国民众债务总额高居欧洲榜首。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欧洲各国信用卡和各种债务卡的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平均值为10%，而英国的该比值已达20%，平均每个英国公民高达5300多英镑的透支，约占该国人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劳伦说，“低息借贷是最大的诱惑，也是债台高筑的根本原因；而且，借债是会传染的，当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借债消费，购买一些原本买不起的东西，自己也会跃跃欲试。”而当个人财政出现危机时，为了“堵窟窿”，就更抵挡不住“借贷还债”的诱惑，以至于有些人最后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欠了多少债。劳伦担忧地表示，一旦英国央行上调利率，自己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冲击。

　　据英国Lovemoney投资网站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年收入在1.1万英镑以下的英国家庭，平均债务负担超过家庭收入的4倍，有的借债额甚至超过了收入的十几甚至几十倍；相对于底层百姓，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上的中产阶级家庭，个人债务占年收入的比重则小得多；而财富上亿英镑的富豪，不仅没有债务负担，生活消费也要潇洒得多。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英国境内富豪最新调查显示，财富排名在前一千位的富豪，其资产总额高达3958亿英镑，比去年同期增加18%；其中财富超过10亿英镑的超级富豪多达70余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毫不逊于金融危机前。

　　在紧缩财政的大环境下，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英国政府从去年起将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的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税率，由40%提高到50%。这意味着政府每年将向国内约40万的高收入人群多征20亿英镑税。英国政府表示，此举将用于帮助穷人解决生活困难。

　　过高福利难维系

　　年近六旬的拉普列夫是希腊萨洛尼卡市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正对自己将来的养老金问题深感忧虑，“我晚年的生活恐怕会很穷困，经济上会很拮据，目前政府庞大的债务无法偿还，整个国家的前途都很惨淡。

　　希腊政府算过一笔账：把本国债务平摊到1130万希腊公民头上，相当于人均负债2.67万欧元。而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希腊民众的福利支出上。高福利带来的高负债已成为欧洲的通病，降低福利标准，是欧盟各国削减赤字无法回避的。

　　据德国《柏林日报》报道，在欧盟较富裕的国家中，社会福利支出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德国的这一比例更高，达43%。报道称，过去30年，欧洲人过着奢侈的生活，越堆越高的“福利债务山”，现在已面临倒塌的危险。

　　（责任编辑：何欣）

　　“21世纪，欧洲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言。低经济增长和不断增高的人均寿命，让欧洲再也无力负担过于舒适的生活。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改革欧洲传统福利模式已迫在眉睫，在降低社会福利标准的同时，延迟公民退休年龄也是无奈的选择。

　　现年87岁的谢瓦莉埃居住在法国里昂，是个单身老人，老伴曾是政府公务员，她现在的生活来源是过世老伴留下的一笔不菲的养老金。谢瓦莉埃感叹道，“20多年前的社会福利真是太好了，我担心下一代人中那些只知道贷款不知道存钱的人，他们的晚年不会像我这样衣食无忧。”

　　据法国统计局数据，截至2010年底，法国养老体系赤字达110亿欧元，预计到2050年，该项赤字将达1030亿欧元，几乎是目前赤字规模的10倍。大部分法国人认为改革养老体系势在必行，但超过60岁还要工作，令绝大多数人难以接受。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上世纪50年代，欧盟成员国雇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为7:1，欧盟预计，到2050年，欧洲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增加一倍，如按现行退休年龄计算，届时雇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大幅降至1.3:1。欧盟表示，要将退休年龄的设定与人们预期寿命的增长挂钩，计划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欧盟成员国的退休年龄限定在70岁。有人戏谑地称，“政府想让我们一直干到死”。

　　失业使生活远离安逸

　　“我毕业快两年了，和我同年在雅典大学拿到经济学学位的人，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人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希腊青年罗德里格斯沮丧地表示，“希腊正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44%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资格借贷，生活很困窘。”

　　希腊非政府卫生部门和慈善机构Klimaka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希腊流落街头的人约有1.7万至2万人，与两年前相比增长了25%。目前希腊失业率已超16%，“无居、无业”使人们很难恢复金融危机前的生活。首都雅典的贫困现象也日益明显，在街头小巷，经常可见流浪者在垃圾箱中翻找食物或废旧物品；夜幕降临，流浪者随地蜷曲在路边的睡袋或帐篷里。

　　欧洲国家为失业大军支付的补贴负担非常繁重。以德国为例，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第一年内，可领取总额为原先收入60%的为期15个月的救济金；从第二年开始减为12个月，但金额依然足够养活自己。这期间政府会为失业者介绍工作，但很多人宁可失业也不工作，“与其干那种1小时1欧元的体力活，不如舒舒服服躺在家里拿救济金”，这是很多欧洲人的心理写照。

　　目前，德国政府拟将发放救济金的范围进行缩减。除真正失业者外，在德国很多家庭中，原先家中男性每月挣到2000欧元，妻子便可选择自动放弃工作做全职太太，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取400欧元左右的救济金。现在政府把男性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3000欧元，妻子才允许放弃工作，可领取的救济金数额也减少了。

　　分析人士认为，欧债危机将引发欧盟经济政策的变革，欧洲人需要在收入和消费间找到平衡点，而福利体系的改革将使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发生巨变。

　　（责任编辑：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