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机制不给力祝乃娟

　　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同仁医院近日发生的悲剧，令人再度陷入对医患关系的深思。公立医院吸取了最优的国家医疗资源，但却没能充分体现其公益性的特质而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价格便宜的医疗服务，并且，医疗队伍中还常出现个别医生的不负责任令病人承受巨大痛苦，又投诉无门。因此，医患关系常以纠纷的性质表现出来。

　　在纠纷中，患者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极端形式来表示不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医患之间的纠纷，它不同于商业纠纷，对于病人而言，没有返程票，他一旦被医错或者治疗偏离方向的话，手术或者治疗都不可能返工，那么，赔偿将是唯一的抚慰方式，但是目前的仲裁机制在时效、公正等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确保患者的合法权益。就在此次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的表态依然主要指出的是，“各界应该尊重医务人员，正确认识医学科学，为医务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而对于医患关系上升为刑事案件本身的原因，并没什么反思的计划。

　　目前的医患纠纷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协商方式、行政方式以及诉讼方式。协商方式主要是患者与院方，以互解互谅精神，通过自主协商解决争议。行政方式，主要是指医患双方不愿妥协或者协商不成，可以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调解。诉讼方式，顾名思义，是指事故发生后，医患双方直接上法院，或者是协商不成、对行政解决方案不满时再诉诸法院。

　　坦率地说，这三种方式中，对于患者的权益保障都存在天然的盲点，而加之特殊的国情与体制，这种盲点愈加明显。首先，双方协商解决中，院方常是较为强硬的，因为院方本身来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患者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院方常会因为声誉、对上级部门不好交待等原因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纠纷中不能中立，这也就造成了纠纷中患者不得已以非常规手段表示不满、争取权益，温和的有打条幅、发帖子，或者爆料给记者，极端的就如同仁血案悲剧。

　　仲裁机制不给力

　　在行政解决方式中，行政机关是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这种关系中的“父爱主义”人尽皆知，并且，以目前的行政体制而言，解决好几起令民众满意的医患纠纷，并不会计入政绩考核，也不会影响领导升迁。相比较而言，诉讼方式是最有可能保证患者权益的方式，但是，由于医疗与司法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患者权益也常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比如医疗事故中的调查非常注重时效（比如尸检），再比如医学中也存在许多或然性，医生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可以做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加上，法律的程序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组织调查人员、举证等。并且，普通人还常担心，诉讼中，相比于院方，自己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目前，对医疗事故的调查，一般是组织医学会的专家，虽然在形式上有随机抽取等方式避免腐败与调查结果不公，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医学是一个较为封闭且你来我往很频繁的圈子，医学会的专家常与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正是普通的患者最为担心的事情。

　　仲裁机制不给力，令患者遇到不当治疗时，倾向于采取非常规手段。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近五年来医患纠纷年均增长率超过20%；而医患纠纷依法处理的比例不断下降，近五年来医患纠纷依法处理的比例占医患纠纷总数的不到10%。

　　完善仲裁机制、确保程序正义将是解决医患纠纷、缓和医患关系的最重要途径。须知，现代公共决策理论认为，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程序中，人们都进入其中进行了一定的博弈之后达成的结果，会令各方较能接受，有时，尽管这个结果也未必完全公正，但是它依然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这是程序正义的力量。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中，这种程序正义首先应该被构建起来。比如，应该有一个专门负责医患纠纷解决的仲裁组织和机制，这个组织应该是第三方的，比如中国香港，在解决医患纠纷问题上，就有一个完全中立的公共投诉委员会接受患者投诉。而且在香港，本身每家公立医院就有病人联络主任，处理口头或书面的投诉，并会有专人进行调查和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