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总裁筱原尚之：新广场协议可能性不大

　　【财新网】(特派华盛顿记者 章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秋季年会之际，财新记者对该机构来自日本的副总裁筱原尚之(Naoyuki Shinohara)进行了专访。筱原尚之从2010年3月起开始担任IMF副总裁一职，其毕业于东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日本财务省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财新：这次年会之后外界很多声音称面对欧债危机，各国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你对成果有什么看法？

　　筱原尚之：这次年会的积极成果主要各国交换了对现在所处形势以及如何应对的彼此看法。虽然确实没有所谓的实际成果，但重要的是各国形成了共识，这有助于各国支持未来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财新：G20财长会议后提出要协同行动来应对危机，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所处经济形势明显不同，这一协同行动从何而来？

　　筱原尚之：至于G20提到的协同行动(collective action)，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并不意味着各国需要在同一时间采取类似的措施。2008年雷曼银行倒闭后，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财政刺激政策以支撑经济，所有的国家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但这一次，各国所能选择的方式要窄了很多。这取决于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所需采取的政策自然不同，因此各国需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才是所谓的协同行动。

　　比如，新兴市场国家中有些仍然面临经济过热和通胀的风险，因此他们需要紧缩货币政策，并减缓增长速度，而有些国家却需要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得准备面临下行风险，因为发达国家的政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溢出效应。

　　财新：目前很多时候国际社会提到中国的作用都是说中国应促进国际再平衡，但促进再平衡很大一个问题是需要中国扩大内需，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面临这一问题，解决得似乎不是太好，想请问你对中国促进内需的看法？中国能从日本吸取什么教训？

　　筱原尚之：如果你看看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的这一比例比很多国家都要低，这种低比例不完全是内需不足造成的，中国的投资占比过大，内需就比较低，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和GDP相比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二是投资者缺乏进入金融市场的途径，比如在消费信贷方面，三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人们就必须得更多储蓄以准备未来，这只是三个例子。至于如何处理这些，确实是个问题，但这三个例子就可能成为政策的目标，比如提高人均收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有发展金融市场，所以说如果把政策目标定为增加消费是不对的，你应该着力解决消费背后的因素。

　　日本当时的内需和出口比起来确实不足，把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倚赖内需转型做起来比说起来难，这是事实。尽管日本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出口驱动，但那时出口占的GDP比重也不如中国现在的那么大，日本当时的内需还是算强的。

　　财新：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有说法认为日本内需不足而过度依赖出口，此后才出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并最终导致了失去的十年，而现在又有一些国家的央行官员提到所谓全球大交易，中国也许可能使人民币升值，从而换取美国约束自己的财政。你认为升值是促进再平衡的惟一途径吗？

　　筱原尚之：绝对不是，提高人民币汇率确实是重要的手段，人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来买进口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讲，升值确实有助于内需。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即使IMF也没有说人民币是纠正不平衡的方式，而是说了很多刚才我们所说的方面。两天前有论坛关于中国的金融改革，这对中国很重要，这也会促进内需，所以没有所谓惟一的方式来增加内需，如果只关注汇率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错误方式。

　　至于《广场协议》，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犯了几个错误，中国也很仔细地进行了研究。我记得我有几次被邀请去北京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是《广场协议》导致失去的十年是过于简单的看法，情况并非如此。

　　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很快，当时对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非常担忧，因为会使出口受损严重，但实际上这一负面影响被过分夸大了，结果导致日本实行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以避免日元升值的消极影响，这就催生了80年代的泡沫，既然产生了泡沫它就会破裂，于是便开始了失去的十年。所以我认为这是宏观经济管理失当造成的，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犯了错误，并不能只说成是升值导致的。我认为有两个教训：一是日元升值过快，二是人们过于担心高速升值的日元导致了宏观经济管理出现失误。

　　财新：那你觉得新的《广场协议》有可能吗？

　　筱原尚之：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如果你看美国，他们正在尽力降低赤字，但是两党正互相斗争，很难达成一致，在美国两党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所以政府即使说了可以约束赤字，但那也不可能就一定实现。

　　但在汇率问题上，人民币升值肯定对中国是有好处的。目前的升值步伐不够，因为只是对美元单边升值，但美元正在贬值，也许人民币兑美元确实走强了，但对其他货币其实是在贬值。如果现在重新把人民币和美元挂钩，那对中国将是大麻烦，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央行也不得不采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意味着中国央行得将利率将到接近零，但那是不行的，通胀将会很厉害。

　　财新：至于失去的十年，现在有说法是美国也正在走向这一方向，你怎么看？

　　筱原尚之：这个很难说。我能说的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需要时间来修复，家庭住房贷款仍然很高，而住房价格现在很低，所以家庭很难摆脱这些负债。另一个就是巨大的财政赤字，这使得美国很难再出台政策刺激经济，他们必须削减赤字，这可能会拖累美国经济，失业率很高，就如美联储所说，低增长会继续持续，这就是和日本相似的情况，但我希望美国不要陷入失去的十年。

　　财新：那么不同点呢？

　　筱原尚之：相似点是需要对资产价格做出巨大调整，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但是日本的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很大的坏账，需要钱来摆脱这些坏账，需要政府向其注资，这花了很长时间。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如此，需要大量时间。而在美国这边，政府部门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确实需要调整，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则好很多。另一个不同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正好和人口老龄化同时发生，劳动力在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人们必须和通缩斗争，而美国的人口仍在以1%的速度增长，美国离通缩还有一定距离。

　　财新：说到IMF，中国央行行长提到IMF对欧债危机预警不够，美国财长则表示IMF对汇率、外储和不平衡监控不够，你如何看IMF现在扮演的角色？

　　筱原尚之：IMF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进行监控，我们的确对欧债危机预警不够，但那确实也不容易。而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和公众交流，这也很敏感，如果你说了一些太消极的，市场会反应剧烈，所以我们在和市场交流时总得很小心，但我们确实需要持续加强监控能力。我不太了解你提到的情况，但谈到IMF的角色，如果说IMF在希腊的项目，那我们确实有权力批准或不批准，因为那是我们向希腊贷款，但如果是IMF和中国或者美国有什么项目，这意味着我们的角色只是监控，只是提建议，这取决以各个国家是否听我们的，或者是否同意我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