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新兴经济的新挑战

　　朱民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金融的格局。危机后全球经济恢复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复苏”，发达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第一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新兴经济体只有在增长模式、政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才能化解其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挑战

　　全球经济结构变局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金融的格局。危机后全球经济恢复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复苏”，发达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第一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发达经济体先是受到在美国发生的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对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冲击，随即又受到由希腊、爱尔兰等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经济的财政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影响。金融体系尚未修复，政府债务又持续攀升，极大地约束了政府动用财政资源刺激经济的空间，失业高企不下，消费疲软，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本身金融体系没有根本性的损伤，主要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下外部需求急剧下跌的影响，导致经济下滑。在迅速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后需求回升，经济增长强劲。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0.6%，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2.8%，南部撒哈拉非洲经济体也增长2.8%。2010年全球经济反弹增速达5.1%，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7.3%，增速为发达经济体3.1%的两倍多。预计2011年、2012年全球经济仍将持续这一“双速恢复”的增长格局。

　　当前正在发展的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约束了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2010年全球平均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5.7%，其中发达经济体为-7.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为-3.8%。2007~2010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从占GDP 的 57.6% 增加到 71.2%，增加了13.6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从73% 增加到96%，增加了23个百分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从36% 增加到36.1%，几乎持平。预计到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会继续增加到GDP的 106%， 再增加10个百分点，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会下降到30%，下降6个百分点。2010年发达经济体平均失业率 8.2%，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为4%。

　　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危机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一直在30% 左右。2010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在过去两年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总增长中占了将近2/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国际贸易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且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增速几乎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新增消费总量也超过发达经济，从而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预计将比去年增长1.7万亿美元。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自然会提高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达到47.8%，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我们预计，目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双速复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为“双速增长”，进一步巩固新兴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宏观经济情况比较乐观：财政赤字相对较低、公共债务在可管控范围内、银行系统稳定、周期性失业人数不多、增长动力强劲。相反，许多发达经济体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财政赤字严重、公共债务庞大、银行系统问题严重、失业率高、增长乏力等。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近期的结构调整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的三个关键动力：劳动力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城镇化进程持续，投资随着充足的外国资本流入而不断增加，生产率随着产业链升级得以提高。如果当前势头能够继续保持，未来20年，全球产出将从78万亿美元增长到176万亿美元（按现价计算），其中61万亿美元的增长将来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将仅贡献约37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双速复苏”到目前的“双速增长”以及未来很可能的“双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全球经济运行的深刻变化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影响。

　　1.新兴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的主导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的主导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但由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规模较小，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占主导。当两者在规模上趋于相等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并成为全球需求的主导力量。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的变迁也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人口基础。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是10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人口近50亿，其中新兴经济的总人口为30亿。当经济增长转到新兴经济时，产生了以30亿总人口为基础的高经济增长和高消费需求增长，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其影响和以往10亿人口基础的低速经济增长和低速消费需求迥异。人口规模变化，以及伴随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引起的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质量提高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和调整的结构性变化。新兴经济30亿总人口不断增长的人均收入和不断提升的消费结构，将主导未来全球经济的需求增长和结构，将对未来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

　　2.全球资源需求总量和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

　　新兴经济体居民在改善住房、交通和提高生活品质等方面的需求，转化为对诸如石油、金属等非再生性资源的巨大需求，在整体上改变了全球资源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其中结构变化大于总量变化，全球资源需求正日益被新兴经济主导。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原油消费增长了13.5%，而新兴经济增长了39%——其在全球原油消费中的份额从1/3增长至1/2。预计2015年全球对石油的消费为 346亿桶，其中发达经济体消费为 162亿桶，新兴经济体消费为 178亿桶。从2000到2015年的十五年间，石油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发达经济对石油的需求下降了5.3%，新兴经济对石油的需求上升了61.8%。

　　此外，过去几年几乎全球所有增加的对铜、铅、镍、锡、锌等金属的需求都来自新兴经济体。例如，对铜的消费，2000年全球消费为 15.8百万吨， 其中发达经济体消费为 10.4百万吨，新兴经济体消费为 4.7百万吨。2010年全球对铜的消费比2000年增长了23.4%，新兴经济体消费增加了153%。预计2015年全球对铜的消费为 33.8百万吨，比2010年增长了73%， 其中发达经济体消费为 8.3百万吨，略微增长9%，新兴经济体消费为 25.4百万吨，增加113%。在2000~2015年的15年间，全球对铜的消费增长了一倍多， 新兴经济对全球铜消费的占比从2000年的不足三分之一，将发展到2015年的四分之三。

　　全球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的消费结构变化由三重因素推动。第一重因素是制造业的全球化。在过去的15年里， 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从发达经济转向新兴经济，由此引起了新兴经济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这些表现于新兴经济的需求，是制造业全球化的结果，其导致的变化指向需求的区域结构，相对于原有的产出总量，新增或额外增加的需求总量并不大。第二重因素，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从发达经济转向新兴经济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也相应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加之增长强劲，新兴经济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产生了“内生”的需求上升。相对于原有的产出总量，新增或额外增加的需求总量开始变化，表现为原有需求曲线向外侧移动。第三重因素，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产生了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的升级换代需求，新一轮消费推动了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

　　过去10~15年，全球对资源的需求主要源自于第一和第二重因素，即制造业的全球化和新兴经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目前全球开始进入由新兴经济居民消费提高主导的需求增加阶段，即第三重因素推动，这一转变将在未来大规模地展开。

　　3.全球农业和食品加工业面临规模和结构性调整

　　随着新兴经济体大量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人们有能力消费更多的食品和购买更有营养的食品，从而推动对全球农产品和食品需求总量的大幅提升和结构变化。具体而言，包括基本食品需求增加、高价值食品需求增加，以及对高附加值加工食品的需求增加。在过去的十年里，新兴经济体居民对谷物的消费普遍提升，对肉类、蛋类、蔬菜和水果等食品的消费更是强劲增长。而肉类和蛋类的消费又推动了对大豆等动物饲料的需求上升，食品的需求结构因之而变。而这一切又催生出对农药、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和电力的需求，并推动了大规模现代食品加工业的出现。食品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将引领全球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新一轮结构调整。

　　和以往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不同，在本次经济金融危机中，全球资源商品（矿产品、金属、能源和食品）价格并未因危机大幅下降后持续低迷，而是迅速反弹，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影响。农产品供给弹性较小，受气候影响较大，加之危机后全球流动性十分宽裕，投机活动增多，2010年是过去50年来全球资源产品价格普遍上涨最强劲的一年， 其中全球食品价格上涨28%，已经达到危机前2008年最高水平。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三个季度内，食品价格指数继续上升了44%。食品中的谷物价格在过去三个季度中上涨了85%，已经超过了2008年食品危机时的价格水平。

　　过去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已经显示了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新趋势的端倪，而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将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

　　4.全球制造业生产模式重新定位

　　全球的制造业生产模式正在发生转变。经过20年的制造业全球化，全球基本形成了以下分工模式：发达经济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成套机床设备、核心机械和电子零部件；新兴经济则进口这些成套机床设备，生产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产品，或者进口核心机械和电子零部件组装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这一制造业全球化的模式以发达经济为主要增长动力和消费源基础，10亿人口的发达经济体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产品以及高端电子核心零部件，和30亿人口的新兴经济体交换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产品。

　　当全球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时，由于人口基数的大大增加，以及新兴经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原来由发达经济主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成套机床设备，以及核心机械和电子零部件的生产链，已经不足以支持以新兴经济为主要增长动力和消费源基础的全球总需求。由此，新兴经济将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成套机床设备领域，并利用市场优势研发核心机械和电子零部件，积极向制造业的高端价值链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在新兴经济体内的“自我完成”，同时将技术含量低的低技术制造业向低收入经济体转移。在过去三年里，这一现象已经在部分新兴经济体内发生，这一进程也将推动发达经济体向更高端的科技和创新服务业转移，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更高端的精密电子业、制造业以及高科技创新的服务业已经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

　　5.南-南主导的新全球贸易结构显现

　　由于增长的人口基数和人均收入水平变化，新兴经济的国内消费需求将大大增加，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净需求方。2010年，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的总需求增长超过总生产的增长，而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整体总需求增长低于总生产的增长。逐渐地，新兴经济将成为全球需求的主导者和主要的进口方。全球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亏格局也会发生根本的方向性变化：新兴经济体会成为未来全球主要的进口和出口方，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导力量，推动全球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将由此推动全球贸易规则的改革和重塑。

　　国际贸易的流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在生产和国内消费两方面的强劲增长，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间的贸易将持续增长，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也将扩大。过去15年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不足。情况在过去五年开始发生变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特别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与低收入国家之间贸易发展大大提速，新兴经济体已经日益成为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 2010年“金砖四国”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对低收入国家出口总额的50%。在WTO 的框架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税水平已经降到较低的国际认可水平，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关税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未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过去15年以南-北主导的贸易模式正向以南-北和南-南贸易并重的模式转变。

　　6.全球资本大流动和金融结构深刻变化

　　在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全球资本大流动和金融结构剧变。当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各占全球经济一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仍然大大落后。2010年，新兴经济体只拥有全球金融资产的19%。由于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经济增长与回报机遇，全球资本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并导致金融资产和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

　　这次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是新兴经济不但在经济增长上表现强劲，在整体宏观经济环境上也更为稳健。从当前的宏观条件看，在近代经济史上第一次，发达经济体面临较高的金融负债、较高的财政赤字、较高的政府债务、较高的失业率和较弱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对应，新兴经济体则面临较低的金融负债、较低的财政赤字、较低的政府债务、较低的失业率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还面临较低的利率水平，而新兴经济体有较高的利率水平。同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信用评级也将出现根本变化，今天，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评级已经高于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主权评级。这一些都是资本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有利宏观条件。

　　在新一轮的全球资本流动中，长期性的金融性投资资本将成为主导。过去15年，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加速在全球流动，先是伴随着制造业全球化，大规模FDI从发达经济流向新兴经济。后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流动性资金从发达经济流向新兴经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从发达经济流向新兴经济的资本中，私人资本流动开始超过官方的资本流动，迄今已经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流。预计未来，金融组合投资将以更大的规模从发达经济流向新兴经济，比如退休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基金和私募基金等。这些基金是发达经济主要金融资产的投资和持有者，规模巨大，如果现有发达经济体金融资产的1%流向新兴经济体，就相当于目前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一年的FDI总量。例如，我们已经观察到，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的资金由2006~2007年的平均300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500亿美元，而流向发达经济体的资金从2006~2007年的9000亿美元降至2010年的6000亿美元，2010年流向巴西的外资高达1000亿美元。当资本以较大规模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也会利用其规模、全球网络和交易平台以及产品技术优势，再一次较大规模地进入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改革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正在转移，这有利于新兴经济在总量和人均收入方面逐渐向发达

　　经济的水平趋同，帮助成千上万的低收入人口脱贫，提高整体世界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发展。维持新兴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的重大挑战。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同时对新兴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挑战。虽然目前新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但历史经验表明，新兴经济正面临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并不会自动发生。新兴经济体只有在增长模式、政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才能化解其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挑战。

　　1.改变增长模式，从外部需求拉动到内部供给推动

　　当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时，依赖发达经济体需求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需要了。新兴经济应将其发展重点从外向型增长转向依靠国内供给拉动的经济增长。相关政策也应该跟上，并对供给方面给予特别关注。增长模式的改变将是新兴经济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

　　过去15年，新兴经济基本上沿用了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发达经济主导的外部需求对新兴经济的增长起着总需求拉动和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的双重作用。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变化主要跟随外部需求变化而变化，先是不断地把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然后根据外部产品需求的升级而调整国内工业结构。现在，由于发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加之发达经济作为成熟经济本身经济结构变化较小，以往十多年来发达经济对新兴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拉动作用在下降，对新兴经济内部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力也大幅减弱。

　　危机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讨论关注新兴经济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到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的变化，主要强调用内部消费需求替代外部出口需求。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也直接感受到从发达经济而来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因此政府都推行了较大规模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文化建设和直接的居民补助等政策，拉动国内总需求替代下滑的外部需求。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政府积极的财政开支刺激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强劲复苏，经济增长得以维持。但是，进一步分析表明，过去几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巨大的国内投资需求替代下滑的外部需求，而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升替代了下滑的外部需求。历史经验表明，单靠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持久，同样，主要是由政府应对危机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的国内需求也不可能持久。目前新兴经济在危机前积累的财政空间也已经基本用尽。进一步以政府财政刺激为主的国内总需求拉动也不能有效推动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显现。继续政府财政刺激为主的国内投资需求为主的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遇到压力。

　　单纯的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发展经济学的经验表明，内部总需求的提高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相连，和收入结构的调整相关，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有关。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政策推动总需求从来自外部转移到来自内部，更需要研究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整体经济不断地向高价值链的产业端移升、增加产出的附加值、提高人均创造的价值和增加人均收入等问题。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新兴经济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并不会自动生成，需要政府积极主动地制定产业政策予以引导。但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同时也立即面临政策错误的风险，借鉴国际和历史经验，立足本国实践，探索符合本国的供给调整政策是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最为主要的挑战。就是需要创建着眼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自身不断升级变化的创新和发展机制，建立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和需求变化的供给推动的增长模式。我们将在下面从几个方面予以展开。

　　2.在全球制造业变局中形成战略优势

　　如前所述，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引发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资源压力和成本上升。这不但会导致全球制造业生产链的重新布局，也必然会引发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由此引发新一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需求。一场争夺全球产业高端战略优势和制造业重新定位的全球竞争正在静悄悄地展开。发达经济在向更高科技的领域发展，一是资源和能源有效利用，包括新能源，提高传统能源使用效率，更环保，减少污染和排放的新技术和新设备。二是医疗和健康，包括以基因和器官为主的新型医疗、健康产业和保健也得发展。三是IT业随着云计算的产生和搜索技术的突破对整个移动通讯、传媒和服务的推广和未来发展。四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对高级机器人的规模开发和使用对整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变革。五是高级高科技的服务型创新产品。所有这些将推动未来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并驱动新兴行业。

　　新兴经济体正在大规模地向制造业的价值链高端发展，包括高端精密仪器设备、高端成套机械设备；如开矿、采掘、建筑、修路等；如高端成套铁路和水路运输交通设备，高端成套石化设备等。同时进入发达经济以高科技和创新为主的以下领域：新能源；提高传统能源使用效率、更环保、减少污染和排放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由云计算产生的新IT行业、整个移动通讯和传媒业；以及高科技的服务型创新产品服务业。并把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业逐步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低技术制造业在低收入经济体发展很快，低收入经济体开始在规模意义上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者。

　　在当前全球制造业大变局的时代，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成战略优势，同时通过提升产业链，扩大价值空间，及时向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低技术制造业，是新兴经济迎接新一轮全球竞争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工业战略转型，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也是缩小收入差距、改进收入分配的最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3.努力增加农业产出，不断提高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

　　由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移所推动的农产品和食品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世界具有支持现有人口和经济增长需求的农产品和食品的能力和空间，但是，农产品供给调整时间较长，时滞明显，受气候影响产生的波动也较大，加之近年金融业和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很快，农产品正在日益成为金融产品，成为一个可以24小时在全球交易的金融产品，增加了农产品供应的波动。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CPI）指数中，食品比重都比较高，例如食品占印度CPI比重58%，占菲律宾CPI比重48%，占印尼CPI比重46%。由于农产品和食品需求总量和结构的持续和快速变化，供给调整的时滞，农产品金融化引发的波动加大，和食品占CPI比重较高，管理好农产品和食品的供给和需求已经日益成为新兴经济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兴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环境的关键。

　　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兴经济对农业的投资落后于对制造业的投资，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推出支持农业的投资政策，还要鼓励农业研究和技术进步，以提高农业部门的创新和生产率的增长。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在过去2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提高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因此，当全球经济增长和消费需求的人口结构改变时，农产品价格开始飙升。而农产品价格飙升已经开始成为经济继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风险之一。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也推动食品加工业成为重要的工农业产业支柱，对提高食品加工链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食品加工的价值链提出了要求。在全球经济增长和消费需求的人口结构变化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成为新兴经济的战略行业，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

　　4.对服务业给予特别关注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发展服务业是提高人均收入、减少收入差距、实施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环节。服务业能够稳步增加就业，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特别是服务业的劳动力就业系数较高，有助低收入居民增加收入。只有服务业发展了居民才会有收入和消费。由于贸易部门在全球化中最先受益，新兴经济非贸易服务业发展已经落后，需要政府加大发展的力度。发展服务业需要政府多方面的政策，首先是开放服务业市场，不再以消费者为代价过度保护各类小企业，也要积极采取措施拆分垄断企业，使想进入市场的人都能进入，从而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压力。其次包括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如公开、公平和透明的监管标准，有力地监督实施，以维护公平竞争和服务质量；公平和透明的税收政策；个人为基础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制度等。对新兴经济而言，挑战在于同时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和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服务业以及创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处理好三者的关系，由此才能成为真正发展良好的经济体。

　　这对政府来说还意味着对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投入，尤其是交通和能源；保证所有市场都能自由进入和退出，这样公司企业就能抓住商业机遇。同时，这还意味着加大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提高教育质量，为工人提供培训，以提高资本的有效使用，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对已有和新技术应用的投资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5.加快财政改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大多数新兴经济的社会养老金体系和医疗体系尚不健全，这给下一代带来了沉重负担。新兴经济体需要立即构建可行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体系，也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拓宽高品质医疗渠道。目前新兴经济体整体政府债务负担不重， 经济增长较快，居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正是建立、改革和发展社会养老和医疗体系的窗口机遇。通过建立养老和医疗体系，进一步透明化政府潜在债务，也有利于当前的整体宏观经济和财政管理。从现有统计看，新兴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很快，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也很快，而人均财富积累的速度相对缓慢。立即着手建立和发展社会养老和医疗体系，是新兴经济体针对未来长期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目前的国别经验表明，发达经济体在养老与医疗体系改革方面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情形，新兴市场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利用当前经济发展强劲、财政相对宽裕的环境，及时设计和推行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6.加快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既是新兴经济的机遇也是挑战。整体而言，外资金融资本流入可以提高传统制造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大和加快新兴经济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推动对教育、医疗等急需资金的社会部门的投入，有助于建立长期融资的金融市场，有利扩大和加深经济金融市场，等等。另一方面，外资金融资本流入也会推高消费品以及资产价格，尤其助长房地产泡沫，也会加大金融领域风险的积聚。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尚在发展之中，规模和深度都很有限，大规模的波动性外资金融资本流入也很容易对本地资本市场形成冲击，尤其在剧烈的资金波动、停顿和回流期间，容易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危机。

　　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正在发生，未来规模还会持续扩大，立即改革金融体系是新兴市场目前最为紧要的任务。金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它将本国储蓄转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当前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时，金融机构在引导国外资本流向国内有效部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兴经济有利的经济增长机遇，很多长期资金大量流入，在合理引导下，会有利实体经济发展，也会有利于金融部门发展。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新兴经济需要广泛的金融改革：不但包括遵循市场原则，加强市场竞争，明确市场准入和撤出，也包括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和监督体系，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和增加透明度，还包括建立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如清算支付系统，以及破产清算退出机制。危机提供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改革金融体系要确保金融部门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相反，同时和全球金融改革相衔接。

　　7.建立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框架，确保宏观稳定

　　新兴经济主导的全球经济增长也给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带来新的挑战。经验表明，新兴经济的增长和贸易增长的波动较大，新兴经济成为全球经济贸易主导力量也会扩大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的波动，降低收入和就业的稳定性。新兴经济本身面临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改变增长模式不是容易的过程。随着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的矛盾会加大，贸易摩擦增多。所以，新兴经济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建立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框架，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包括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协调；包括在财政、金融以及外部保持强势缓冲，并贯彻执行良好的宏观金融政策。当前，新兴经济体需要特别注意经济过热和早期泡沫预警，控制通货膨胀，以及防止资本市场的波动和流动性等宏观调控方面。同时，新兴市场必须不断完善机制，增强更优设计和执行相关政策的能力。

　　8.平衡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分配，维护社会稳定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过去多年中全球在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经济增长过于集中在一些部门，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恶化，教育和实际需求脱节，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而且这一切正日益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效率和公平历来是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焦点，全球化下这一矛盾出现了新的特征。经济金融全球化扩大了市场，传递了技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使劳动生产率在和全球化有关的部门提升较快， 在未及全球化的部门提升较慢。 由此，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收入分配向贸易部门倾斜，而就业却相反，因为贸易部门国际化竞争，劳动生产率高，就业向非贸易部门渗透，由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传统的理论和经验是先发展贸易部门，等贸易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社会财富，再回过头来发展非贸易部门。然而全球化下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作用下，贸易部门的发展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比以前大大加强，等贸易部门发展了再回过头来发展非贸易部门时，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已经形成鸿沟，矛盾不易解决。因此， 在全球化下，政府协调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分配的作用尤为重要。在贸易部门增长较快，特别是成为经济增长主导行业时，政府要提前实施相关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确保劳动力充分流动，加大对非贸易部门的政策扶植，努力提高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使得学生毕业后能达到贸易部门的要求，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使其能较快适应贸易部门的需要，从非贸易部门流动到贸易部门工作；也包括对社会最弱群体提供救济保障，等等。

　　9.探寻新的生活模式

　　新兴市场的重要挑战还包括，引导人们在生活方式上更加尊重地球以及有限的资源，形成新的生活模式。在增长结构变化下，30亿人生活的新兴经济已经难以维持目前约10亿人在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方式。经济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发达国家以借贷支持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久。新兴经济和全世界都有责任通过共同努力寻找合适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为子孙后代考虑。我们需要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发展模式带动着发展，而生活方式带动着发展模式的形成。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生活模式需要更节约资源，更环保，保持人类和自然以及人们之间更和谐地生存。而政府能够通过对碳合理定价，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涵盖环境成本，以及将生态系统的真实价值计入国民财富中，来创造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节省和有效利用能源，多生产清洁能源，更加关注消费的产品以及消费方式，改变消费行为，形成新的生活模式。

　　10.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制定新的国际准则

　　新兴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是本世纪人类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全球人口结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的改变，由于生活模式的改变，新兴经济在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也将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现有国际规则的大部分是以发达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构建的，现有国际治理机制的架构大部分是以发达经济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的上述重大变化一定要求出现新的国际规则。例如：在新兴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重心下新的经济和贸易发展规律的探讨和确认；对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探寻和阐述；全球化下各国经济金融相互依赖大大加强，各国独立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和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理念；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框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失败，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开始催生对新的宏观经济金融理论框架的探讨，等等。世界需要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这些国际事务，带入新兴经济体的新鲜经验，贡献新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新兴经济体也需要新的国际规则保护自己，在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可持续发展。

　　世界正在变化，变局尚未成形，未来仍不明朗。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过去两年情况良好，未来也颇为乐观。但是无法保证这样美好的时光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事实上，如果上述挑战不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合理解决，对未来美好的展望很可能会成为泡影。现代历史中充满了因政策瘫痪而失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令人反思的例子。

　　摄影记者/王晓东

　　（作者为IMF副总裁。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工作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