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全球最佳央行”？

　　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011年度最佳中央银行行长和最佳财政部长颁奖典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获今年全球最佳央行行长奖，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库部长韦恩?斯旺获最佳财长奖。(9月26日新华网)

　　对于自己能够获得备受全球关注的年度最佳央行行长奖，周小川在颁奖典礼上是这样自述的：第一，作为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扩大货币供给，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第二，今年以来，为确保经济平稳复苏，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不仅要防止通货膨胀，而且还要维护金融稳定，央行在这些方面都可以起重要作用。

　　从周行长的此番表述中，我们似乎能够明白，我国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许对国内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更大的成就在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在稳定发达国家经济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显示出更强大的制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次评选的结果看成是中国央行当选“全球最佳央行”更为恰当。

　　但就国内而言，时至今日，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究竟如何，仍然有些许争论。我们知道，货币政策最初作为“一揽子”措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应该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该政策发展到最后似乎并没有像我们预计的那样，这可能是缘于我们并没有充分预测过金融危机的走向。目前，市场上投放的货币大多给了政府融资平台、开发商等，即便是实体经济，也只限于大型国有企业、垄断企业，中小实体经济基本没有得到货币政策的支持。如果在政策紧缩前的时间内，二十多万亿的信贷资金都投向了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即便经济增速放缓，也是由结构调整和转型引起的，而不是实体经济发展困难造成的，同时，银行也不会陷入“两难”之中。

　　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准星偏离，信贷资金“走偏方向”，中国经济才开始在“钢筋混凝土”的堡垒中放慢脚步，也才直接导致我们产生了“率先复苏”这一错觉，盲目地向世界作出了“率先复苏”的承诺，这为今天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埋下了祸根。经济增速放慢，很大程度上与信贷投放没有准星关系密切。

　　笔者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增速不能放缓，但关键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目前情况看，完全是“钢筋混凝土”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速放慢造成的。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实体经济就没有出现过好转，今年以来更有恶化趋势。实体经济的危机中，谁又该承担责任呢？

　　可叹的是，在信贷资金都投向国企的同时，地下金融活动、民间借贷却十分猖獗，高利贷等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因为融资难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现象，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堪忧。如果此时还在高喊“金融秩序稳定”，真不知道所谓的“金融秩序稳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欧洲货币》把“全球最佳央行行长”这项殊荣颁给了周行长，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央行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体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无数事实也证明，无论是信贷放任还是货币紧缩，中国都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国家。信贷放任使得世界经济避免了更进一步的下滑与衰退；货币紧缩则给予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空间，让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蓄水池”。而未来，中国央行还会为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体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实在难以预料。“全球最佳央行”还将保持多久，也是个未知数。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理当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作出努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些都要建立在不损害本国经济利益这一基础之上。这几年中国的货币信贷政策，显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而面对着“全球最佳央行行长”背后的“全球最佳央行”这项殊荣，更多人的心里也只能是五味杂陈。（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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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