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革命与社交革命

　　吴强

　　100年前的这场革命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虽然对辛亥革命的起源和型态学界或知识界早已有了各种各样丰富的解释与假说，但是现实世界中迅速变化的社会结构，早就留不下任何“告别革命”的绥靖空间，相反，正在创造着一场新的巨大革命。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嘛，人们因此也可能重新理解这场100年前的革命，然后唤起人们重新正视这次历史革命。

　　比如说，当我们以亚洲第一次共和革命为辛亥革命感到自豪的时候，通常忽略了一个重要史实：早在1896年，菲律宾就已经开始了民族主义革命，到1899年菲律宾独立之父阿奎那多成立菲律宾第一共和国，菲律宾才是整个亚洲民族革命的先驱，而且，通过华人间的传播纽带，直接促成了中国的民族革命。

　　圈子革命与社交革命

　　其中的纽带，有民族主义本身，作为一个源自英法的普世模式，通过贸易和殖民地传播开去，唤醒了殖民地以及传统社会的独立运动。这一切，当然要感谢19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如马克思19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评论里曾经写道，殖民主义虽然野蛮，却是是殖民地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这个自由，在19、20世纪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新兴民族国家和国民的公民权。

　　孙中山筹组革命的时候，从南美筹款最多，其次就是“星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911年之前，他曾赴新加坡9次，除了筹款，乃因新加坡和马来亚当地的华人会党从英国殖民之下已经转变为有着强烈民族主义觉悟的革命力量。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中策划人和战士几乎皆为新马会党成员，1911年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中有超过500人来自新马会党。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革命认知和新的民族理念，而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绝不可能从传统王朝统治中自动诞生，除非革命。

　　历史上，类似的民族革命浪潮以1848年为标志，也曾席卷整个欧洲。在今天，从摩尔多瓦的推特革命到伊朗的绿色革命，从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到以色列的民主示威，人们在见证另一场Web 2.0时代的社交性媒体所带来的革命，简称社交革命。虽然100年前，远远早于Web 1.0，也早于1960年代的电视革命，只有电报和报章作为主要的传播工具，辛亥革命却同样能够在全中国的范围内爆发、瞬间蔓延，摧枯拉朽一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卡扎菲王朝的覆灭并无多大区别，why？

　　暂时不理会已有的许多宏观理论、革命理论，辛亥之前的历次革命努力中，孙中山与东南亚华人会党间的联系似乎也与今天的社交革命有许多相似。我们都知道，毕生从事革命煽动的孙中山，身兼多种身份，他既是医生，且是西医，也是基督徒，还是会党的领袖。用今天北京的文化术语，整一个“混圈子”的，也就是社会网络的中心枢纽。类似的，比如孙中山好友宋跃如，也兼具牧师、洪帮成员 身份，抱着“福音拯救中国”的理想，1893年后与孙中山结识后即筹组“中国少年党”。

　　在这些辛亥革命的发动者身上，重合了多个潜在的革命力量的社会圈子，从华侨、华商到华人会党到有着强烈入世关怀和革命精神的基督徒信众，他从世界民族革命的浪潮中汲取着最大可能的资源，甚至超出了民族革命的范畴。无论是新教理念，还是日本社会给予他的支持，都有着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属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属于步菲律宾共和革命之后、世界革命的普世模式的中国版。社交革命也不能例外。

　　前两年公映的电影《十月围城》，可能也是这段历史、这段世界革命的一个注脚回顾。1895年，兴中会发起香港起义，主要领导孙中山、杨卫云、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黄咏商、谢续泰等俱为基督徒，在会党、革命党人打响反清第一枪前，深受新教教义影响、受西方现代民族革命鼓舞的中国基督徒们首先奏响了辛亥革命的序曲，此次失败的“乙未之役”也可称中国基督徒的一次抗争行动，堪称中国社会现代性实验的一个重要转折。

　　当然，今天的Web2.0的社会性媒体所具有的革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后现代的特质：去结构化的分散结构。在阿拉伯的伊斯兰社会，推特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所生成的社会反抗群体和意识，已经超出了宗教、极端主义、部落等等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因素。当不同的社交圈子在“6·23广场”上重合汇聚，新的革命就发生了。这一切，看上去，都要比孙中山当年所耗费的奔波、努力、风险和资金要小得多，也分散得多，并且接着Web2.0技术的普及，更从技术上提供了新革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