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入世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变革

　　中国与WTO十周年

　　 1999年11月初，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站上讲台，在101家大型国企负责人面前，接过一份关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研究报告。再过一周，中美将进行最后一轮入世谈判。

　　 撰写人青年讲师张汉林，年仅35岁，已是国家行政学院讲台常客。张汉林记得，朱镕基还即兴提了几个问题。在这前后，陆续有国务院领导人批转了张的建言。中央电视台两年后的入世直播，他担纲演播室嘉宾。

　　 世纪之交，因为北约对中国使馆的轰炸，对于入世与“接轨”的利弊，数度引发知识界热议。张汉林和同事坚持出版了一套介绍WTO知识的图书，其中称入世是发展必然选择，又引起激烈辩论。

　　 二十年间，对外经贸大学组建的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和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曾多次组办政府背景的入世交流会议，并一直延续与中国政府驻WTO机构的人员往来。承担部委、国家科研基金的咨询项目，亦是研究院的工作内容。

　　 数十年在官方学界间行走，张汉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谈入世对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触动，谈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争，谈改革未尽之处。

　　 《21世纪》：因为我们是九四年接近过一次（入世），最后没有成功。然后97年政府刚换届就有行政管理的缩减的考虑，这两者之间，你的观察，是有某种联系的吗？

　　 张汉林：入世谈判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推动的。但我不完全赞同所谓的开放促改革的说法，它实际上是有互动的过程。我们主动谈判，再到主动的去改革，去适应它的需要。第一，事实是这样；第二，中国人从来没说是你逼我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就是说，即使你说的很对，但是我也要按我自己的方法来做。

　　 中国入世是重要事件。如果说，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有贡献的话，我认为它就是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外经贸领域，无论是我们的官员，还是我们的企业，应该说变化都很大。

　　 《21世纪》：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过程中，外资也好，国内市场也好，一直很关注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提行政干预这个词，确实是在欧美的语境里，它的习惯用法就是如此。这的确是一个谈判障碍吗？

　　 张汉林：我认为有个误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任何国家和地区行政对经济都有干预，WTO不是说清除干预，而是指这种干预的方式和手段它公开、透明、遵循法制，有可预见性。当然，西方人他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你要说他错也不对。

　　 经济管理的模式很多，要考虑到地区的意识、文化、企业、组织形式、人们的心理状态、市场经济的心理承受度、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认识，它不一样，有差异，千差万别。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管理的规范模式，万能的模式，特别是市场经济。

　　 回过头来再看十多年前，正在入世谈判的关键时刻，国内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年7月我当时就说了，入世不是说取消宏观调控，它反而是需要你提供宏观调控的意识和水平，因为它使你的市场变成一种更加开放的市场，它使你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位置上，更需要政府作出科学理性的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要准确而且要快。那么，这不是坏事。

　　 《21世纪》：从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政府内部信息的通畅、掌握全局来讲，恐怕对行政本身架构的调整也是很必要的一种手段。

　　 张汉林：从纯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从各部委调整的角度，它其实很显然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动和需求的需要。

　　 所以从过去的国家经贸委的内部改革，一部分到商务部，一部分到发改委，一部分到财政部，一部分放到工信部等等，它需要这个转变，否则它很难适应。但这过程中我们也有教训。比如说如今工信部的产生吧，我们过去把产业部都统统取消了，把机械工业部，什么冶金部等等都取消了，变成行业协会，后来发现，看西方的模式，我们去仿造，其实也不是一个办法。中国还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是说你改个名就完了，不是。那机械部改成机械工业联合会，机械工业联合会它就变成了真正的行业协会，不是。很多产业上的事情还是工信部管。

　　 《21世纪》：这至少也是一种权力的半退出，至少需要审批的事项应该没有原来那么的多吧？

　　 张汉林：这个是肯定的。比如说，配额问题，虽然现在仍对少数初级产品的出口实行配额限制的，但是呢，它公开了很多，透明了很多，不像过去那样，是吧，所有人一谈海外经贸，一谈海关，都觉得水有多深。

　　 比如说“三检合一”，过去动植物检验、检验检疫、农产品检验检疫，是分开进行的，而入世后在三检合一的基础上，又与当时的国家技术监督局又合并了，成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质检总局的产生，算是入世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的最重要的标志。

　　 再比如农产品贸易，过去管理机关到处都是，发改委也管，外经贸部也管，农业部也管，现在就是归属了农业部。当然了，虽然改了很多，实际上，我们认为还存在着进一步改的余地。

　　 《21世纪》：关于欧盟是否承认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地位，最近媒体上又出现讨论，现在商务部的表态，与你多年前说不要过度在意，似乎意思差不多。

　　 张汉林：他们当时也和我的观点不同。我八年前就说这个问题，当时讨论很热，我就公开说了，不要在谈判中将它列成重点，甚至什么国家战略。全球大量的研究数据说明，即使你真的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一旦人家真的启动调查，成功应诉概率很小，只有5%到10%而已。

　　 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只是针对这类国家的调查力度，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但如果真的想针对你，完全有其他特殊理由。而我们过度强调想获得这个身份，成了别人的筹码，好几个国家，本来没这条款，后来和我们谈，就加上了，我们就得用别的利益去换。

　　 《21世纪》：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在哪里？

　　 张汉林：现在开放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基本上形成了，当然还有很多地方要优化。

　　 比如，管理流程过于分散。以知识产权管理为例，现在市场管理部分分布在十来个部门，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新闻出版署有部分管理职能，科技部有，农业部有，农业总局有，知识产权局有，这是我们面临的，也是国外指责我们，我们做得最不好的一个部分。它的确有它的客观原因，但它影响效率，你本来队伍就不大，如果再不集中，再不相互协调，那最终资产者执法和行政肯定效率低下。

　　 我们市场管理也存在这个问题。部门还是偏多，比如商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监察部门、卫生部门等等吧，我认为成立一个市场监察部门，管理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所有的业务环节，不要形成现在这样的，表面上看是分环节监督，分权制衡，容易谁都不管。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例子，现在流行的，就一头猪都管不好嘛。为什么农林部门只管生猪生产，它甚至屠宰都管不了，出口呢，商务部，出了卫生问题呢，卫生部，有没有杀猪的证呢，公安局和工商管理部门来管。

　　 还有，服务业对内还没有放开；入世的政策资源在区域间分布不平衡，是时候向西部地区偏重了；农业现代化的扶植不够，农村的通信水利等费用依然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