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政府失灵缘于体制土壤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过去才两个多月，上海地铁10号线又发生追尾，284人受伤。幸运的是，这次事故只是“轻度追尾”，受伤乘客并无性命之忧。两次追尾都源于信号系统的“技术故障”，但具体原因还有待官方调查。

　　每当灾难发生，政府主管部门都会组织调查、有关领导也会承诺“不会让灾难重演”，但所谓“不会重演”，似乎只是“不会让事故在同样的地点、以同样的方式再发生一遍”。地铁追尾与动车追尾相比，不算重演；上海地铁追尾与北京地铁扶梯逆行事故相比，也不算重演。不过，任何目睹灾难的人都会担忧，下一次的灾难又会以什么形式演绎呢？

　　即使灾难不在轨道交通上重演，也会以别的方式、在别的领域反复上演。但是，去年11月上海静安区高楼中被大火夺去生命的58名住户、今年9月长春违法强拆事件中被活埋的房主、每年矿难中遇难的数以千计的矿工，这些死于“人祸”的公民，他们的生命无法重演。

　　如果灾难真会重演，人们反倒可以小心提防，但最难提防的是无处不在的隐形威胁。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例子——三聚氰胺奶粉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尚未消散，双汇瘦肉精猪肉又让消费者提心吊胆，紧接着，又有万吨地沟油流向餐桌、连锁包子店使用劣质猪脖肉的消息见诸报端——这的确不是重演，每次都新鲜得让人吃惊。

　　也有不断“重演”的悲剧，总是抢占人们的眼球，摧毁人们的安全感。比如各地频出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来京上访人员被非法关押事件、智障人士遭非人奴役事件等。每一场悲剧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管理失职的政府部门。

　　类似的坏消息在各个领域都有。在金融领域，最近又曝出温州29家企业老板因欠高利贷逃跑、1人跳楼自杀的消息；在工业生产领域，有康菲石油公司渤海湾污染的消息；在房地产领域，有保障房设计质量缺陷以及分配不公的消息；在投资领域，充斥着各种造假欺诈和内部交易的消息。甚至在政府部门，除了贪腐案件之外，也常曝出官员蹊跷自杀的消息。

　　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10.9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0万亿，翻了4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6800元增长到2010年的2.1万元，也翻了3倍多。但人们却不像10年前一样，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增长带给自己的机会，感受到各种产品更新换代带给自己的期待和满足，可以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进步充满希望。

　　也许和10年前相比，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坏，只是现在的信息传播工具太过先进，人们比原来更容易得知这些坏消息。但就算社会没有变糟，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下，很多人都感到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和危机。

　　也许各个领域不断曝出的丑闻，是导致这种危机感的原因，难怪各地政府在“维稳”方面的压力会如此之大，对危机的“和谐”力度会如此之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政府无处不管可问题也无处不在的社会，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隐疾？

　　经济学领域中有个“政府失灵”的概念，它是指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不当干预，而导致市场秩序紊乱；或者是违背“三公原则”对公共物品配置，最终导致政府形象与信誉丧失的现象。我们很难通过这个简单的定义，来判断当前的政府是否“失灵”，但我们相信，如果政府真“灵”的话，就无需忙于“救火”了。

　　理想的社会治理中，政府的本质是服务机构，它从人民手中收取税金，并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把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看做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方法论），而公务员也属于“技术人员”，他们凭借专业能力，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维持社会高效和安全的运转。

　　看看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政坛动荡是常态，首相、总统也走马灯似的变换，但社会秩序却井然有序，公共服务有条不紊。这正是由于政府忠实履行着“技术管理”的职责，或者说，社会日常管理的“技术问题”可以有效地用“技术方法”来解决。

　　反观我们的现实却不乐观，各个领域都问题重重。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独立的“技术问题”，可以找到针对性的“技术方法”来解决（我们通常见到的解决之道，都是政府用“维稳”的办法来抹平），但问题如此多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技术方法”是失败的（或者说政府官员作为“技术”存在的价值是失败的）。

　　如果你种果树，有经验的果农会告诉你，一两株果树种不好是技术问题，但满院子果树种不好就一定是水土问题。这个道理在《晏子春秋》中有也讲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同样，如果我们觉得社会的问题太多，就不该总是在技术方法上找出路，而是该看看社会体制的土壤是不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