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 生物质发电3000 万千瓦目标路途艰难王尔德

　　

　　本报记者王尔德北京报道

　　清洁能源的争夺战中，备受冷落的生物质能可能面临一次加速机遇。

　　有消息透露，“十二五”可再生能源规划中，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基本确定，即未来5年分别达到1000万千瓦和1300万千瓦。从规划目标来看，生物质能“风头”已经盖过光伏。

　　2011年4月，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和农业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这一文件，每个入选“绿色能源示范县”的县市都将获得主要针对沼气发电、生物质气化以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等项目的2500万的补贴。

　　如果按照“2015年建成200个绿色能源示范县”这一目标，生物质能将迎来200多亿投资市场。盛宴将启？

　　“生物质能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体来看，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未能实现预期目标，这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质本身的特殊性造成的。”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对本报记者解释。

　　他认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农林业种植、生物质能转换技术、市场培育和建设管理诸多环节，而其中的市场和建设管理环节在中国还相对薄弱，为此，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将兴建200座绿色能源示范县，以解决制约生物质发展的短板。

　　在国家发改委交能司、基础产业司等工作多年后，史立山于2008年进入国家能源局工作，主要从事全国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管理工作，同时，工作范围还包括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农村能源建设的规划和管理。

　　在对生物质能势头盖过“风光”的市场预判中，史立山提醒：“生物质能的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培育生物质能的专业化公司。”

　　3000万千瓦规划不是强制性目标

　　《21世纪》：你如何看待生物质能发展的整体形势？

　　史立山：首先，虽然我国的生物质资源丰富，但资源量到底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地方，资源采集的成本如何，到底哪里可以种植能源作物，潜力有多大，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调查和评价工作。

　　其次，从“十一五”的发展结果来看，现实进展与规划目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产业需要人们踏踏实实地去做，产业链的建设不是说政府想建就能立刻建好的。在我国，生物质能利用最现实的途径是直燃发电和沼气利用，其中直燃发电既可以解决农村秸秆的利用问题，也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21世纪》：根据全国农村能源工作会议，国家提出到2015年生物质发电由现在的550万千瓦，增加到1300万千瓦，而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要达到3000万千瓦。这两个目标能否实现？

　　史立山：所谓实现不现实，主要看如何来判定。目前提出的规划目标都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引导性的，表明国家对这个产业的关注度。从理论上讲，实现这样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当初在研究制定生物质能发电目标时，我们是这样考虑的，1万千瓦每年需要消耗约6万吨秸秆，一个县建设1万千瓦的生物质发电，从理论上讲，资源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全国有2800个县，一个县建设1万千瓦就是近3000万千瓦。

　　其实，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十一五”以来，全国建设一批生物质发电厂，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生物质资源收集难度大，生物质价格难以控制。目前，希望投资生物质发电厂的企业不少，积极性也很高，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生物质发电规划，避免电站布局不合理。因此，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8月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1803号文）明确规定：原则上，生物质发电厂应布置在粮食主产区秸秆丰富的地区，且每个县或100公里半径范围内不得重复布置生物质发电厂。

　　资源收集难题待解

　　《21世纪》：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1803号文的这一规定也有不同解释。我们调查过的凯迪电力公司，其在位于安徽省内的金寨县与霍山县生物质电厂处于100公里半径范围内。但凯迪电力认为， 1803号文件中用的是‘或’字，而不是‘和’字。这种情况该如何理解？

　　史立山：对于1803号文不能机械的理解，关键是看是否有足够的生物质能资源，这个规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生物质资源，避免盲目布局而出现电站建成后运行困难问题。你提到的凯迪的这几个电厂，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可能是在1803号文下发之前建的。

　　实际上正是因为发现了诸如凯迪电力这样的问题后，我们才要发文的。通知里面说的，半径100公里没那么绝对，你要论证一定能有这么多资源量也可以。问题在于，现在秸秆绝不是光可以烧，也可以用在造纸、堆肥、生物饲料等多种用途。有的地方，你理论算起来，有很多秸秆生物质资源。如从理论上讲，生产1公斤粮食就基本可以生产1公斤秸秆，但是你要把这些秸秆资源收集起来，是很难的。实际可收集的量和理论量之间有很大差距。有时候，算下来有100万吨的秸秆，可能连10万吨都拿不着。

　　《21世纪》：未来国家会不会再出一些生物质发电方面的新政策？

　　史立山：据我估计，不会再出新的政策。现有的政策基本上够了，现已有生物质发电的标杆电价，而且生物质发电的并网也没有什么问题。

　　生物乙醇将以非粮原料为主

　　《21世纪》：《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提到，到2020年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要达到5000万吨，而到2010年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完成量仅为50万吨，换句话说也就是未来生物质固体燃料要实现100倍的增长。这一目标是不是过于激进？

　　史立山：根据我的了解，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不止50万吨，至少有300万吨，具体有多少我们还没有做过专门的统计。我认为，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是生产技术相对简单，易于推广应用；二是市场比较大，可以在燃煤的任何地方推广应用，如城市的供热锅炉、燃煤发电厂、农村居民生活能源等。

　　《21世纪》：有观点对生物质液体燃料期待很高，即可作为石油的替代，但一直存在“与粮争地”的争议。

　　史立山：目前我国以粮食为燃料的生物乙醇已经达到了180万吨。生物乙醇的原料，在美国主要是粮食，在巴西是甘蔗，而我们则受到诸多限制，过多地用粮食去制造乙醇，就会产生与粮争地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在发展依靠甜高粱和木薯来生产生物乙醇，并称之为非粮乙醇，其实它们都是粮食的一种，也是用耕地生产的，真正的非粮原料应是秸秆和木材等。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未来生物乙醇主要将以非粮原料为主，但目前技术还没有真正实现突破，在未来发展中也会面临资源季节性和生产连续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生物质能的利用应该是综合性的，比如说先生产液体燃料，再制取沼气，剩余的部分生产固体燃料或进行直燃发电。

　　绿色能源示范县探路产业模式

　　《21世纪》：国家在“十二五”将新建200座绿色能源示范县，这主要是基于哪方面的考虑？

　　史立山：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主是为了探索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解决农民的炊事和取暖问题，核心是利用生物质能资源，包括大型养殖场沼气、生物质气化、生物质成型燃料。

　　希望农村能像城市一样提供专业化的能源服务，探索建立一个产业模式。

　　《21世纪》：目前，200个县的实施方案申报进展如何？

　　史立山：目前有80多个县上报了实施方案，已经通过评审的20多个。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县的方案没有通过呢？主要是因为有的实施方案没有达到示范的目标要求，有的是地方没有配套资金，有的是提出的规划不符合实际。

　　其实，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并不简单，难度主要在管理制度的落实上。这些年来，我国在农村能源建设上做了很多尝试，也花了不少的投资，但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科学的管理体制。绿色能源示范县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专业化的农村能源发展模式。因此，要求农村能源示范项目建设必须有明确的项目法人，有可行的技术方案，有可持续的运行管理模式，最好能够像电力管理一样，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能源服务模式。

　　《21世纪》：200个绿色能源示范县对生物质能的刺激有多大？

　　史立山：根据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和农业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财政对每个县的补贴最高为2500万元左右。我估计，每个县的2000多万元的中央财政补贴，再加上由此带动的地方配套和社会资金，加起来的资金大概有1亿左右。200个县绿色能源示范县，大概总投资就是200亿，如果全部得到实施，对生物质能发展的刺激作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