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政策无法改善经济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两位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克里斯多夫·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成因及影响方面实证研究”的杰出成就。

　　在弗里德曼领衔的芝加哥学派发起实证主义潮流之前，过去经济学家的主流思维是“应该怎么做？应该怎样趋向合理？”，而他们的解说方式大多是建立某种假设性的数学模型，描述一下现象或模型假设，然后就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的意见。实证主义潮流的核心在于，“应该是什么”先存而不论，先要将事情搞清楚，比如能不能通过收集数据的方式来证明的确存在着“储蓄边际递减”，如果即有“边际递减”也有“边际不递减”的情况，怎么对其作出区分和解释。宏观经济政策中加息或者减税到底是怎么影响长期经济的？

　　这就告别了经济学思想奇谈怪论风行的氛围，一个有趣思想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多么有趣，而是有能力呈现出这种有趣的说服力，重心放在“摆事实，讲道理”。思想也要经历“检验检疫”的程序。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主将，理性预期大意是“民众不仅被动接受信息，还会主动预测信息，从而形成现在的反应，政府的招数一定会被民众知道，比如政府想制造通胀刺激经济，形成货币幻觉，民众了解到这一点，就会主动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或者不提高，从而货币滥发通胀依旧，但经济却没有起来”。

　　萨金特学术生涯的大规模检验，都在验证理性预期学派的判断。比如1976年的《美国的古典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他设定并检验了一个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

　　西姆斯没有被划入类似理性预期这样的学派，他开发了很多检验的方法，比如VAR，这是一种自回归的技术。所谓检验，简单地说，就是弄清楚两个事情：是不是影响了？怎么影响的？比如，某人今天很消沉，究竟是不久前失恋打击的？还是这个月奖金缩水了？如果上上次恋爱失败之后，随后是兴高采烈的，那么失恋这个信息就不具备很好的效果，奖金缩水的信息则在“因素丛”里面更具说服力，它就被提取出来。在检验上“是不是影响了”这个重大问题上，2003年诺奖得主格朗杰做了非常杰出贡献——即格朗杰因果联系检验。而西姆斯的VAR是在“是不是影响了”的基础上，解决“怎么影响的”。格朗杰因果联系已经确证了奖金缩水对我的打击很大，那么西姆斯则要说明“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式打击的”，例如是不是原本想用奖金的钱买一台IPHONE 4S，结果发现这点钱只够买个kindle fire，因此感到沮丧？

　　“摆事实，讲道理，有检验”很容易成为学术对宏观政策的“检验检疫”，所以西姆斯和萨金特获奖给人的期待是，他们的工作能否证明某些政策是有效的，是应当继续的？或者这些政策是没用的，应当扔掉的？我们认为，无论是美联储的伯南克还是中国的相关宏观决策，都想得到这种“检验检疫”上的支持。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主将，必然不怎么受青睐。相对而言，相关部门决策人士或者学院派中喜欢往政府跑的凯恩斯分子，会较为青睐西姆斯，西姆斯相对而言立场不是那么决绝。萨金特就直接对美国的预算政策表态说“非常不确定”，暗示政府喜欢高估未来的税收增长，“双赢”有多么不可靠。

　　我们相信，无论对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萨金特的思想和判断更有意义，因为他已经用一生的智力证明了激进的政策无法改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