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唯一的出路是转型不应拯救温州危机，否则，会引发道德风险张立伟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近日，温州市称温州企业没有陷入“倒闭潮”。温州市统计局相关数据表明，截至7月份，该市规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共计326家，比年初减少198家，亏损面为8.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温州面临的危机依然令人担忧。随着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企业家越来越多，这引起了一些连锁性反应，银行和高利贷者开始担忧资金安全而开始索回借款，这种风潮或会引起当地的金融系统的风险，救市呼声由此开始高涨。

　　温州官方承认，当地民间借贷规模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里昂证券的调研报告则显示，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

　　有报道说，温州市通过省政府向人民银行申请期限1年的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根据相关部门的表态，可能将对小企业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提高到5%，因为中小企业贷款难是全国性问题。

　　因金融体制而导致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由来已久，因此，一些评论倾向将温州的危机归咎于金融体制的压抑与货币紧缩政策，而“国进民退”或税负过高则是温州实业凋零的原因。这种市场不完善的“魔咒”致使一些论调同情温州那些跑路的老板，从而构成了一种支持救市的氛围，掩盖了温州危机的真相。

　　我们认为，那些跑路的企业家不仅不值得同情，他们更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因素，引起信用危机，因为动辄跑路会加深借贷者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认知，从而对这个群体融资更加不利。甚至这其中很多是假破产、假跑路、充满欺诈的活动。根据大量的媒体调查显示，高利贷者基本上没有将借款用于维持企业生产的资金链，而是转投其他领域，比如各种资产炒作，甚至赌博。这当然不能与中小企业的整体性发展困境相提并论。

　　温州眼前的危机源自温州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就是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商品，并以低利润的价格优势占领市场。

　　当这种模式因产能过剩以及成本大幅上涨之后便无出路。这促使温州人又转向资产炒作，如房地产、股票、大宗商品等。当实业和资产炒作都无空间之后，便爆出目前的危机。温州模式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赚钱为目标，这是一种极为短期的行为，一些温州人做的不是百年老店，而仅仅是生意。这几乎就是中国模式的翻版，中国以较低价格的商品占领国际市场，但以消耗资源以及工人低收入为前提而不可持续。

　　温州今天的危机或许就是明天中国的危机：实体经济因成本上涨与产能过剩而恶化，大量闲置资金流入资产领域吹大泡沫，如果不及时抑制，那么最终出现金融风险。

　　因此，温州的危机不能拯救，救助只会助长民间投机的风气，并产生道德风险。温州唯一的出路是转型，就如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一样，而不是继续依靠低成本的商品制造或资产投机生存。中国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随着全球需求低迷不振而内需无法有效扩大，中国在泡沫时期投资的过剩产能必然会被淘汰，那些盲目扩张的企业必须受到市场的惩罚。

　　转型就是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商品质量为目标，实现企业产品的升级，以品牌优势而不是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但以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模式，显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赚取快钱的“投机思维”。因为转型的方向是真正的做企业，以科研投入为前提，而且这些投入可能在短期内根本不见效果。中国一些企业可能从文化习惯上很难适应转型的要求，从而为转型制造阻碍。

　　就体制而言，僵化的教育体系是抑制创新型人才出现的主要原因，必须放开对教育过多的管制和干预，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放开对服务业的管控并降低税负，推动资本由制造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温州危机给我们提前敲响警钟，转型的工作必须加快推进而不是继续在等待中衍生出更多的金融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