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可否“自下而上”

马晖

　　会议间隙，刚刚发言完的谢小岑，被围得水泄不通。

　　名片很快派完，很多人还想挤上跟她说上两句。无疑，这位来自台湾的女学者，成为整个会场里最引人瞩目的焦点。

　　10月14-15日，一场名为“新课堂、新教育”论坛在北京举行。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一线教师校长在内的与会者，围绕新课程改革十周年的进程展开讨论，在展示地方改革案例的同时，亦尝试评价各地改革得失，并试图为“新课改”厘清新的前行路线图。

　　然而，毋庸讳言，虽然“新课改”已推行十年，但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两张皮的情况还是客观存在。像此前媒体披露的“衡水中学”那样的高考集中营，还存在于全国各地的“省重点”、“市重点”、“县重点”之中。

　　记得一位校长说了句大实话，“升学率必须保，没有这个，谈什么改革、谈什么素质教育都是忽悠。”

　　可以这样说，这些改革者都在“两线作战”：一边是在应试教育的战场上带着学生们厮杀，同时还想着在“战斗”间歇给学生们塞点不一样的“私货”。

　　一位教育部官员讲话中贯穿着这样一个逻辑：新课程改革是国家的大事，牵涉国家核心竞争力，决策者非常重视；为此，教育部请了很多资深的教育专家出谋划策，精心拟订了新课改的框架；现在整个新课程改革进展不错，即便出现一些问题，也是由于地方一线老师校长能力所限导致，或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毕竟，很多时候，教育不是教育部一家说了算的。”该官员说。

　　面对这样的表态，很多与会的教育一线工作者都在底下摇头叹气。

　　有一位学校的校长说，“要是真的像上述教育部官员说的改革不错，我们学校推行点什么咋还那么费劲？部里面说的很好，可以有很多内容根本落不到实处，比如说校本课程，就我所知很多学校都是糊弄。”

　　这或许正是中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教改工作弊病重重的原因。

　　回到本文的开头，谢小芩在会上作了一个名为《台湾十年教改的历程与经验》的发言。她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台湾“课改”工作重要参与人，也是台湾十几年新课改参与者、观察者。

　　“我们在90年代，就开始关切大的教育架构的改变。”谢小芩如是说。

　　她所说的大的教育架构，是指重新发现学生、家长、老师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自所拥有的权力。

　　跟大陆情况类似，台湾的教育此前一直强调是“学生的责任”，至于学生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教育，根本没有人关心；家长也如此，国家一直强调保障儿童受教育是“人民的义务”，但如果家长觉得学校不适合自己的孩子，想自己在家教，或者家长自己想办一所学校，都是不被允许的。

　　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民众以及教育者开始反思，教育是谁的？教育是为了什么？国家之外谁还对教育有发声的权利？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场又一场的体制外的教育改革运动在台湾开展，各种民间团体开始推动各式各样教育改革。

　　比如“教师人权促进会”，就是为争取教师的正当权利而成立的民间组织，提出了很多的诉求；“主妇联盟教育委员会”则是主张家长的教育权，动员民众组成家长会参与各种各样学校的事务；还有“人本教育基金会”主张儿童受教权；“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则是由大学教师组成，促进大学教育进行改革。

　　而各种各样的民众团队的参与，使得台湾教育改革步入新的阶段，从政府一家主导到更多强调老师、家长、学生之间的互动。包括《师资培育法》、《教师法》、《家长会设置办法》、以及《性别平等教育法》在内的很多相关法案规定也随之制订并被执行。

　　“民间教育改革力量，是台湾教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谢小岑如是说。

　　显然，两岸的教育改革，应属两种路径。大陆这边更多是强调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力推进，应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台湾，则更多是民间团体“自下而上”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