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中国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什么

　　

　　著名经济学家李克程冠军摄

　　程冠军：李克教授您好！我刚刚拿到您的新书《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您这本专著出版非常及时。当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企业遇到了严峻挑战，请您谈谈这些挑战主要是什么？

　　李克：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企业遇到的严峻挑战就是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中国经济30年来一直是上升通道，30年来，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开放，是跟国际接轨，特别是加入WTO。2000年以后我们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这个模式本身没有错，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长期战略，就出问题了。竞争的优势关键在软实力，软实力就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研发。我分析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发现，中国企业从九十年代至2000年，和2000年以后的十年相比，研发的投入绝对数值增加了，但占销售额的百分比却是下降的。越是大企业下降的幅度越大。近十年来，中国GDP上升很快，今年中国超过日本GDP居全球老二，这个当然值得高兴，也是中国人自豪的事情，这是我们三十年努力的成果。但是也不要太高兴了，即使第二也就是中国一战以前的水平。1913、1914年中国的GDP当时总量还占全球第二，你再过十几年超过美国，也就是恢复到1820年，即嘉庆年间晚年的水平。嘉庆末年，GDP占全球34%。GDP上去了，贸易额上去了，我把它叫做后发劣势。前面是后发优势，就是各种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现在的阶段，等于是后发劣势基本上持平了，我把它叫做关键的结点，如果处理不好，后发劣势就越来越明显，而后发优势越来越没有了。

　　程冠军：前不久，苹果的乔布斯去世了，一个企业家的离世竟然会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纪念活动，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您怎么看乔布斯现象？

　　李克：为什么乔布斯这样有名，因为他引领了第三代手机的方向。但是乔布斯只能在美国出现，在中国就很难出现。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环境，乔布斯到中国可能就是一个山寨版老板。创新经济，听起来很时髦，但创新经济的成本太大。创新型经济在整个国际创新性领域当中，成功率大概只有10%，10个项目进去，大概只成功一个项目。

　　今天的中国经济再往前走，不是说新盖几座大楼，新建几个工厂，而是要增强软实力。你有多少你的专利技术，对国际行业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少话语权，能不能引领国际某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这才是软实力。创新很难，但一定要搞。关键是要交给市场和企业来搞，政府不能过度参与。我结识浙江萧山的一个企业老板，他是做路由器的，产品比较高端。本人是学电脑工程的，开始在美国的硅谷是做线路板设计，回国之后按他的设计，首先必须打折，他回来五六年了，出来的产品无法与原来的公司比，原因是没有配套的部件。

　　现代产业高度分工。现在，我们到处都在谈产业集群，这也有误导性，有人认为产业集群就是把企业在地域的概念相对集中，或按行业的概念相对集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现在行业的产业链在全球范围中打开了，比方说你就哪一个方面做的最好，那么所有的定单都跑到你那儿去了，同一个产品，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次Iphone5，苹果的第五代手机推迟半年出厂，本来是五月份推上市场的，现在也没有出来。什么原因？因为日本东北地震了，生产核心部件的两个生产厂受灾，生产不出来，整个Iphone就得等待。

　　就中国现在的产业特点，把一两个创新型人才引进来是没有用的。把他们放到创新型产业园中，这些创新型人才带回来的技术和产品，大部分没有知识产权，很多产品和技术的所有权是原来的雇主，技术人员跳槽过来，小的时候没有人去管他，真正做大了以后，人家一纸诉状就可以将你告破产，至少赔的稀里哗啦。很多技术属于职务发明，在公司工作时的发明成果，虽然是你做出来的，你也可以发表论文，但是知识产权是属于公司的。因此，全国到处搞创业园，孵化园是没有前途的，而且这种东西本来我就觉得，要交给市场。

　　

　　李克接受理论网专访 理论网记者摄

　　程冠军：保护创新成果，首先是建立一个鼓励大家创新的制度环境。在这方面，日本是怎么做的？

　　李克：转型升级其实就是创新型经济。日本在七十年代跟我们中国一样，也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坎儿，因为他们早期的发展思路，是二战失败以后所制定的赶超战略。二战以后日本就是拼命干。其后的朝鲜战争，首先带动了日本的是轻工业，因为当时很多军需品的是以轻工业为主。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开始启动产业战略。这就是改造性战略，两头在外，依靠国际市场。这就是后来被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都竞相学习的“东亚模式”。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基调是以重工业为主。第一，重工业从利润上来说比较丰厚，第二，国际市场的需求也比较有刚性。二战后的欧洲和亚洲迎来重建热潮，所以需求很大。但是当时大多数国家没有考虑环保、节能。六、七十年代日本污染也很厉害，直到现在老百姓还跟政府打官司，产业工人的职业病，当时也非常严重。但是，日本这个民族有他的过人之处，值得我们尊重。一是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二是他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出现两次大的石油危机，油价飞涨。日本经济两头在外，能源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受到的冲击也非常大，所以当时的整个日本从政府到产业界都很悲观。但是，后来日本摸索出来一套非常有效的转型升级办法。转型，发展高附加值的行业，把一些传统的、高能耗的产业淘汰掉，更重要的是日本是通过一种市场化的做法完成这个转变的，这个市场化的法宝是什么？就是日本政府制定的提高整个日本工业的标准。

　　程冠军：提高整个工业的标准，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政府只负责制定标准，而不去直接参与比赛，有所为，有所不为。

　　李克：正是这样。第一，制定和提高工业标准。为什么说日本货好，它东西好，不是个别公司或者产品，而是整个品质好。为什么？因为它的工业标准高，比国际标准高。你不能达到，自然就要想办法提高，否则就被淘汰。第二，标准制定之后用政策把它固化，固化成日本工业标准。这样，对企业来说就有了一个清晰、量化、数字化的指标，企业才知道能做什么。遵守这个规则就可以生存，不行就被淘汰，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去。转型升级不能光靠淘汰，必须要把一些有潜力、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聚集起来，如汽车、电子、精细化工这些行业，这些新型行业发展起来，具体配套的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国也是一样，中小企业占的规模非常之大。

　　程冠军：我们有的地方官员，一谈经济就说做大做强，他们认为只有给大的企业合作或把小企业做大才会有影响力。据了解，日本的中小企业大概占了90%。

　　李克：日本的中小企业占99.7%。二战以后的日本职工人数超过1000人的企业从来没有超过1000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大概是518家。只有500多家大型企业人数超过1000人，300人以下的都算中小企业。日本的每个行业都是典型的下包制，就是几家大企业是作为集成商，像索尼、丰田、本田等，集成商把部件集成起来做成最终产品，下面有几百家、几千家中小企业给它做配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就意识到，如果说我这些中小企业的品质上不来的话，这个大公司产品也好不了。一两个产品好，或一两个部件好，解决不了产品的根本。必须整个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提升起来。

　　日本为了扶持中小企业，在街道和社区建立扶持中小企业的常设机构——中小企业咨询室，帮助中小企业在财务、技术、管理三个层面提高水平。 做一个新产品，好多中小企业承受不了，日本政府的做法是给中小企业发补贴。他们在县级区域建了很多研发测试中心，我参观过东京大田的这种专门机构。政府帮中小企业去搞产品开发和技术检验。对一些新型行业，除了资金链上的支持或政策方面的支持之外，还要扶持这些中小企业提升自身的素质。

　　只看重大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还是GDP的数字概念。媒体要多呼吁，创业园、科技园不能一轰而上，这样搞下去结果又是GDP，凭GDP，凭速度，又回到原来的概念了。政府有所为在什么地方？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不反对谈创新，但是我反对的是把政府资源、国家力量投到创新里去。我们现在考虑转型升级，转型和升级不一定全部是新的，当年日本也没有说全部都是我原创的技术，如电视机就不是日本技术，但是最终日本电视机成为全球老大，而且做的比美国好。

　　程冠军：照相机最初也不是日本技术，但现在日本已经成为全球老大，德国被甩在了后面。

　　李克：是啊，还有汽车业，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转型升级一定要实现一种梯度上升的，无论是从你的质量、品质，你的技术等级，一定真正实现梯度上升，你才能叫做转型和升级。而我们现在很多上上下下的领导谈的转型是什么？还是一种修修补补，在平面上的修修补补，好比原来搞的一些什么企业重组。日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技术官僚的阶层。大家对谁当首相，谁当部长无所谓，从副部长开始，就是技术官僚。这些技术官僚是真正决定产业政策走向的人，就是抓落实。这些技术官僚跟产业有很深的关系，日本百姓对技术官僚非常尊敬。如这次地震以后电力紧张，政府也没有制定什么特别政策，只是提倡节约电力，技术官僚就落实了很多细致的东西，让企业把一些新的节电技术拿出来，他们提出，大公司的节电大概要保证20%，一般社会团体节电要达到15%，然后再到一般家庭和个人。

　　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前，日本都是强势政府，跟中国一样。因为它搞赶超战略，政府一定是非常强势，把很多社会资源投到里面，这样政府就越来越强势。但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问题后，大家开始反思，出了问题的原因是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企业。因此，2000年前后，日本已经没有产业政策这个词了，虽然日本是产业政策的老祖宗。日本把原来金字塔式的强势政府的社会结构慢慢转为公民社会，就是把更多的权利交给市场。用更多的NPO和NGO组织取代政府职能。我感觉，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对日本的观察和研究不够，整天大谈欧美。

　　程冠军：改革开放三十年造就了浙商和粤商两大商帮，从转型升级来讲，这两个地区的企业走的都比较早，您对他们有进一步的研究吗？

　　李克：我明显可以感觉到，广东和浙江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特别民营企业，广东主要是外资，港台企业，外资企业东南亚这些企业比较多，也是以这种外向型经济，但代工模式比较典型。但现在我明显感觉到，广东和浙江这两年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弱了，而与浙江相邻的江苏的活力却越来越凸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最近浙江出现了一大批“跑路”企业。这反映什么问题？一方面是资金链紧张，另外还有对前景不看好，没信心，不知道怎么做下去了。深层次原因是现在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而整个产业却没有大的提升，利润率越来越薄。原有的模式想改变，要转型升级，就必须有更有优势的产业来取代它。因此，生产模式不转变，升级就永远完成不了。

　　程冠军：很多中国企业家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向日本企业学习，关键是它管用，有效。您认为转型升级，中国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什么？

　　李克：最近有很多江浙一带的企业，包括山东的想通过我聘日本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工工作，包括副总，或车间主任，给出的待遇都非常高。这就说明，中国企业有这个需求。日本与中国文化很相似，很接近。比方说你要跟美国人谈忠诚，他绝对笑死。你跟员工谈对公司忠诚，他说，我凭什么忠诚？我与企业的关系是我干多少工作，你付我多少钱，满意我呆着，不满意我走人，凭什么对你忠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非常大，亚洲企业的团队会经常开会，但你要跟美国人开会，他会说，开什么会？我工作做完就完了，下班别管我，做不好可以随时开除我。我们现在动辄就谈欧美，要知道美国模式的特点，中国根本学不了，它是大进大出、高能耗型的，整个地球的能源承受不了两个美国。中国消耗比美国还厉害，如果按这套模式走下去，不要说在中国行不行，世界也不会答应的。再譬如，澳大利亚我们就没办法学，它一共3000万人口，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没有这种条件。

　　中国企业家跟日本企业家能学什么？我感觉到在今天来讲，至少三个层面的东西可以学：第一是经营理念；第二就是企业的执行力；第三是要学习日本的企业家精神。执行力是操作层面的东西，理念是一个大的框架，操作方面有很多细节，比如说人事管理，到底怎么管理，奖金怎么定，怎么跟岗位挂钩，怎么跟人挂钩。在激发员工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要让员工有忠诚度。日本企业内部特别讲究平均，不让大家觉得悬殊太大。企业家精神不是单靠企业家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大的环境很浮躁，金钱至上十分严重。我们对企业家过度地强调利润最大化是个误区。如果单是赚钱，地沟油更赚钱。但赚这样的钱不是丧尽天良吗？企业追求利润没有错，现实中，一个企业有更多的责任。为什么日本的企业家不会追求高利润？如索尼与美国的一些公司相比，它的利润很薄，但索尼员工把索尼当自己的家，不追高利润，追求的是长期发展。企业家除了钱以外还要有更高的追求。现在好的苗头已经有了，有一些企业家开始注重谈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但总体上占的比例还是太小。日本很多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他们一辈子追求什么？就是看谁的产品品质能到最好，他们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他们不求做大，而是以小为美。这一点，我觉得中国企业要静下心来调整。首先不应该把做大跟做强划等号，大不等于强，小强也可以，小而强。小也可以美的，小而美。

　　最后，我认为日本企业对于员工忠诚度的管理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社会不鼓励跳槽，跳槽在日本是一个可耻的事情。日本企业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如果员工在企业工作到65岁，或者67岁，退休的时候企业会给他一笔可观的感谢金，叫退休感谢，跟养老金没关系，一个高管大概能拿到130万美金。高管和员工是不一样的，但最普通的员工退休的时候也能拿到5000万到6000万日元。一般在公司工作十年，也能拿一笔10万美元左右的感谢金，工作时间越长，增长的幅度就越高，对于员工来讲，一般是要坚持到退休的。日本企业这种做法既体现了以人为本，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制约机制。

　　（责任编辑：何欣）